天津市行政机关归集和使用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行政机关归集和使用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津政令第87号
《天津市行政机关归集和使用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已于2004年12月13日经市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市长戴相龙
二OO五年三月九日
天津市行政机关归集和使用
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推动本市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增强企业的信用意识，促进本市行政机关信息公开与共享，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机关对企业信用信息进行收集、储存、统计、管理和分析生成、使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行政机关包括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和依法被授权或者委托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信息，是指在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关于各类企业及其经营活动中与信用有关行为的记录。
前款所称各类企业包括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企业。
第四条市人民政府建立天津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以组织机构代码为企业唯一法定代码，通过计算机网络归集和使用企业信用信息，实现行政机关信息互联和共享，为行政管理提供基础信息服务，并最终为社会提供信息查询服务。
第五条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的领导，保障系统建设的顺利进行。市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具体组织实施。市发展改革、财政和工商等各有关部门，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作好相关工作。
第六条企业信用信息由基本信息、提示信息、警示信息和良好信息构成。
企业信用信息包括：由工商部门提供的企业注册、年检信息及查处罚没信息，由税务部门提供的纳税信用信息，由海关提供的走私违规信息，由质监部门提供的质量监督及组织机构代码、商品条码信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职工各类基金缴纳信息，由安全生产综合管理部门提供的安全生产信息等各方面的信息。其他有关行政机关应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入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不断丰富企业信用信息。
第七条下列信息记入基本信息系统：
(一)企业登记注册的基本情况；
(二)企业取得的专项行政许可；
(三)企业的资质等级；
(四)行政机关依法对企业进行专项或者周期性检查的结果；
(五)行政机关依法登记的其他有关企业身份的情况。
前款规定的信息包括登记、变更、注销或者撤销的内容。
第八条下列信息记入提示信息系统：
(一)企业因违法行为受到罚款、没收行政处罚的；
(二)企业未通过各类专项或者周期性检查的；
(三)行政机关认为应当通报的企业其他违法行为。
第九条下列信息记入警示信息系统：
(一)企业因违法行为被行政机关给予责令停产停业、撤销或者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行政处罚的；
(二)企业因严重违法行为未通过专项或者周期性检查以及经检查被定为未合格等级的；
(三)企业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受到罚款、没收行政处罚两次以上的；
(四)企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危害交易安全的其他严重违法行为；
(五)企业因违法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十条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下列信息记入警示信息系统：
(一)对本企业严重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
(二)正在被执行刑罚的；
(三)因犯有贪污贿赂罪、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或者因犯其他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3年以及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的；
(四)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经理对该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的；
(五)个人负债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能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下列信息记入良好信息系统：
(一)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受到市级以上行政机关有关表彰的情况；
(二)被评为“天津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
(三)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
(四)被金融机构评定为“AAA”信用等级的；
(五)通过国际质量标准认证以及产品被列入国家免检范围的；
(六)市级行政机关认为可以记入的有关企业信用的其他良好信息。
第十二条行政机关通过政府专网，按照市政府规定的统一标准和要求，及时、准确地向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企业信用信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市级各行政机关依据前款规定负责确定和公布本系统有关企业信用信息的具体项目和范围，收集、整理本系统的信息，并统一负责信息的提交、维护、更新和管理。
第十三条行政机关提交的信息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提交信息的行政机关名称；
(二)企业的基本情况；
(三)需记录的信息内容；
(四)行政机关的结论意见或者决定；
(五)作出结论意见或者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
(六)需要限制的行为及其期限。
除前款规定外，提交记入警示信息系统的信息，还应当同时提交下列书面材料或者电子文档：
(一)本部门提交信息的审批表；
(二)移送信息的通知书和登记表；
(三)行政处罚决定书；
(四)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或者裁定书；
(五)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四条行政机关依照授权对提交的信息数据进行追加、修改、更新和维护，对信息数据实行动态管理。
行政机关应当实时更新和维护信息数据，数据更新频率不得低于每月一次，更新时间不得迟于次月10日；属于特殊情况急需记入或者更新的，不受上述时间限制，可以即时提交。
第十五条行政机关设定企业信用信息记录期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基本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记录期限至企业终止为止；
(二)提示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记录期限为3年；
(三)警示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记录期限为3年，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对企业的限制期限超过3年的，依照该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期限记录；
(四)良好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记录期限为企业受到表彰、获取称号的有效期限。
前款规定的记录期限届满后，系统自动解除记录并转为永久保存信息。
第十六条行政机关通过政务专网可以登录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提交或者查询信息，实现各行政机关之间信息互通与共享。
行政机关在日常监督管理、行政审批、企业资质等级评定以及周期性检查和表彰评优等工作中，应当按照授权查阅企业信用信息的记录，作为依法管理的依据。
第十七条对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记录或者有多项良好信息记录的企业，行政机关可以采用下列措施给予鼓励：
(一)减少对其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检查、抽查；
(二)在周期性检查、检验、审验中，当年度可以免检；
(三)在政府采购时，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考虑；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鼓励事项。
第十八条行政机关对纳入提示信息和警示信息系统记录的企业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一)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作为重点进行检查或者抽查；
(二)不将该企业列入各类免检、免审范围；
(三)不授予该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有关荣誉或者称号；
(四)不予出具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所需的合法经营证明；
(五)在政府采购时，不予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或者取消其资格。
除前款规定外，法律、法规、规章对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有限制登记注册、对外投资、行政许可、资质等级评定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属于依法限制企业有关注册登记、对外投资、行政许可以及资质等级评定等方面的事项，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限制期限的，从其规定；没有明确规定期限的，限制期限为2年，限制期限届满时，系统自动解除其限制。
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利用企业信用信息，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目的运用，不得滥用，不得违法限制企业经营活动。
行政机关不得使用该信息进行任何商业活动，任何行政机关不得公布非本机关收集、储存、管理、统计和分析生成的信息。
第二十一条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的警示信息系统和良好信息系统的信息，通过政府网站依法向社会公布。
行政机关对于企业严重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在提交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同时，可以通过本部门的政务网站或者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行政机关公布企业信用信息应当准确、真实、及时，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属于个人隐私、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不得公开的其他内容，提交信息的行政机关应当采取保密措施，不得公布和披露。
第二十三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政府网站登录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查询公布的相关信息，并可以通过企业身份电子认证系统查询企业身份信息。
第二十四条企业认为本企业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可以向提交信息记录的行政机关提出变更或者撤销记录的申请，行政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后的15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并告知申请人；对信息确有错误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变更或者解除该记录；因信息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五条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本办法的要求，制定关于提交、维护、管理、利用企业信用信息的内部工作程序和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第二十六条行政机关执行本办法的情况，作为对该部门落实政务公开以及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的内容。
行政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机关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七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违法公布、利用企业信用信息，侵犯企业合法权益，损害企业信誉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有关行政机关对于违反本办法不按规定提交、维护信息以及违法记录、公布和利用企业信用信息的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第二十八条行政机关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外商投资企业办事处以及广告媒介等单位有关信用信息的归集、公布、利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周琼 , 陈晓红 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
关键词: 其他人格利益 纯粹精神损害赔偿 一般人格权 类型化 案例指导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界定为“人身权益”，符合人格权本身的特点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格权相比，“其他人格利益”是一种反射的、消极的利益，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明确。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在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同时，也从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在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等方面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给予了严格限制。为准确理解、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可以考虑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类型化经验，在相关案例中对该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定限制条件具体化，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或者其他方式加以公布，为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一、引言：研究的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利益的侵害因此被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包括人身权和受法律保护的人身利益。[1]然而，与在法律上被明示规定、具有明确的内涵、外延和救济方式并且稳定性较强的人格权相比，学者们所称的“其他人格利益”往往是反射的、消极的，享有者无法请求他人履行，而只能在受到侵犯时请求法律的保护，稳定性较弱。因此，虽然《侵权责任法》将侵害“其他人格利益”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但与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相比，其应该受到更多限制，以确保在受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与行为人的行为自由之间达至合理的平衡。
依据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３－４条的规定，对“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主要表现为对侵犯“死者人格利益”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殊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然而，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超越了《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将更多的人格利益纳入了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例如，在侵犯“祭奠权”、[2]“生育选择权”[3]以及“担心感染狂犬病”[4]等案件中法院都判决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张，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其他人格利益”毕竟不是人格权，行为人有时候很难知晓该利益的存在。而且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因此极易被伪装和夸大从而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肆意扩张。这不仅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泛滥，而且可能造成行为人动辄得咎的局面。因此，笔者拟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适用《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之规定。
二、前提：“其他人格利益”的界定
“其他人格利益”是“其他法益”的下位概念。龙卫球教授认为：“权利仅限于指称名义上被称为权利者，属于广义法益的核心部分，其余民法上的利益均称为其他法益。”[5]结合人格权和法益的概念，可以将“其他人格利益”界定为：权利主体所固有的、与特定主体须臾不可分离的、受法律消极保护的利益。
在美国法上，有一个与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概念：“纯粹精神损害”。纯粹精神损害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在处理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相互之间关系时，由美国法院所创造的。最初，美国判例法将因身体伤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作为寄生的损害给予赔偿，前提条件是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诉讼成立；[6]而对没有身体损害的单纯的精神损害则不予赔偿。在“巴塔拉诉纽约州案”[7]中，法官首次突破了将精神损害作为身体损害附属的做法，对因过失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依据精神损害与身体损害之间的关系，美国法上的精神损害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因身体损害所导致的非财产损害，即由此引发的对受伤者的身体和精神伤害的赔偿，如对痛苦或者失去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等的赔偿；第二类就是纯粹精神损害，即非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在美国法上，损害财产一般不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财产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问题不属于非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
鲁晓明副教授借鉴了美国法上的这一概念，认为“纯粹精神损害”是指“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的精神利益损害”。[8]显然，这一概念的创设及其内涵的界定与我国法学界已研究多年的纯粹经济损失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瑞典侵权责任法》第２：４条对纯粹经济损失作了如下界定：“本法的纯粹经济损失应被理解为不与任何人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相联系而产生的经济损失。”[9]
不过，笔者认为，借鉴美国法上的概念却不考察其在美国法上的渊源及内涵，容易造成张冠李戴的现象。而且以是否有权利受到侵害作为划分精神损害“纯粹”与否的标准并不适宜。德国法学家冯·巴尔教授认为：“非财产损失和权利侵害之间并没有内在联系。感情损失虽然会因为实体的损坏而产生，但是否实际产生却取决于个人的心里承受能力。而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真正要考察的并不是侵害所有权而导致的结果损害问题，而是人的精神痛苦在达到何种程度时才足以获得赔偿请求权。和纯粹经济损失不同，并不存在所谓的‘纯精神损害’。”[10]也就是说，在精神损害赔偿中需要考虑的是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问题。精神损害与特定人的人身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与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没有成文法典，也就没有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上所谓的“权利”与“利益”之分；侵权行为客体是否是一项成文法上的权利并不是其是否获得赔偿的必要条件。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精神伤害”本身即是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客体。因此，美国法上的纯粹精神损害是为了解决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的关系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以该精神损害是否由身体上的损害所导致作为划分标准，而非鲁晓明所界定的以“是否有基础权利受到侵害”为标准。[11]
《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为“人身权益”。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同样采取了两分法，即人身权和其他人身利益。但是，侵害人身利益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并不等同于鲁晓明所称的纯粹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的这种做法，是基于精神损害本身与特定人的人身关系密切程度不同来考虑的，因而比较科学。因此，笔者建议，与其标新立异地采用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不如就采用《侵权责任法》上已经认可的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
笔者拟以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的德国和英美法系代表性国家的美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两国立法和司法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以期裨益于我国的理论和实践。
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德国为例
《德国民法典》第８４７条即著名的“抚慰金条款”开创了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具体规定之先河。依据该条之规定，可以获得赔偿的类型主要是侵犯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以及诱使非法同居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除此之外，《德国民法典》第６１１条（雇佣关系中的性别歧视）、第６５１条（违反旅游合同）以及第８２４－８２６条（分别为信用的危害、诱使发生性行为和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侵害）也规定了非财产损害赔偿。除此之外，《德国版权法》第９７条、《德国航空法》第５３条、《德国核能法》第２９条、《德国航海法》第４０条等都有关于非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12]虽然规定了种类繁多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但由于缺乏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加之《德国民法典》第２５３条关于“仅在法律有所规定的情形下，才能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金钱赔偿”的规定，法律在应对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扩张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上述问题，《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正是采取对这一条款进行扩大化解释的方法来应对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日益增多的挑战：第一，将某些精神损害解释为一种健康损害；第二，创设一般人格权概念，并且将之解释为该条款所指的“其他权利”。
（一）健康权的扩张及其限制
根据德国法学界的见解：“医生为逃避损害赔偿义务而使病人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时间之内遭受身患癌症的恐惧，属于第８２３条第１款的范畴……在此之外，休克损害，如因获悉配偶死亡的消息而发生的休克损害，也属于健康损害。”[13]另外，“如果将健康侵害的界限置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那么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可以被有效地用来应付来自环境的致害行为”。[14]由上可见，纳入“健康权”损害范围而给予赔偿的，包括休克损害、[15]精神恐惧以及环境利益受损所致损害这三类。
虽然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同样重要，但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极易被伪装和夸大，因此与一般生理健康受损所导致的损害赔偿相比，对这类健康权受损所导致的损害赔偿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例如，对休克损害而言，与类似情况下的通常反应相比，受害人所遭受的医学上可以识别的心理或身体疾病要严重得多，并且持续时间要长得多；休克必须不能表现为不合理的或者扩大化的反应；如果遭受休克损害的人是第三人，还要求直接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必须有亲近的个人关系。[16]也就是说，与一般的健康权受侵犯相比，对心理健康受到侵犯事实的认定更为严格。在因果关系上，“蛋壳脑袋”理论这一适用于人身损害因果关系判断的理论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适用例外更多。冯·巴尔教授解释为：“这一规则虽有例外（特别是在那些不过是通常的琐碎小事却导致了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的案件中）；而精神上的受损倾向不如身体上的受损倾向那样受到重视也是事实。”[17]对直接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亲近关系的要求，一方面满足了可预见性的规则，另一方面也防止了损害赔偿范围的过度扩张。
（二）损害一般人格权的非财产损害赔偿的限制
一般人格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院通过“读者来信案”、“骑士案”、“录音案”以及“索拉亚案”等案件的判决所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18]是指“受尊重的权利、直接言论（如口头和书面言论）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不容他人干预其私生活和隐私的权利”。[19]德国学者“菲肯彻将一般人格权（同营业权）称为‘框架权利’”。[20]然而，在德国民法学者对民事权利的性质和类型的讨论时却并未涉及所谓的“框架性权利”。也就是说，这类权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权利，而是权利之外的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作为一种权利类型而提出的所谓‘框架性权利’，在德国民法中，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侵权行为法领域。”[21]“这一权利的特征与这款（指第８２３条第１款）所列举的其他权利是不同的。对一般人格权的侵犯不能很容易的在事实上成立。”[22]这是因为，一方面侵害一般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比损害特别人格权的构成要件严格；另一方面，法官在判断责任承担时还要进行利益衡量。详而言之：
第一，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德国法上的过错责任构成包括法益侵害、可归责性、违法性和过错四个要件。在违法性判断上，德国理论界存在“结果违法性”和“行为违法性”两种观点。“行为违法性”是指“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一切人都应当遵循的不侵害他人的一般义务”。[23]而关于“结果违法性”，德国学者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违法性并不是什么疑难问题，因为原则上，行为符合侵权的事实要件即指示出其违法性，也就是说，只要没有特殊的排除违法性的理由，对法益的侵害总是违法的，这就是所谓结果违法学说的内容”。[24]“结果违法性”学说对“违法性”的判断采取的是一种推定的方式，并不积极去判断“违法性”要素；而“行为违法性”学说则要积极地去判断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要求的注意义务。然而，这一“指示违法性的原则不适用于框架性权利。对这些框架权利还必须对违法性进行明确的确定”。[25]由上可知，对侵犯法律明确规定权利的行为采用的是“结果违法性”学说；对侵犯“一般人格权”这种框架性权利的行为在违法性的判断上则采用“行为违法性”学说。也就是说，侵犯他人人格利益的事实并不能表明行为具有违法性，还需要考量该行为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而对义务之存在与否及其限制的判断应当受制于政策考量因素。[26]
第二，一般人格权在位阶上低于人格权，而且稳定性较弱，内涵、外延均不甚明确，边界很难被行为人所知晓，因而很可能与他人的人格权在同一层面上产生冲突。[27]若动辄让行为人承担侵犯一般人格权的法律责任，会妨碍其行为自由。因此，“在认定非法侵害特别人格权时，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权衡财产利益，但在认定非法侵犯一般人格权时，权衡财产利益就是必要的”。[28]“尤其是在媒体侵权的情况下，被告的言论自由可能处于危险之中。”[29]甚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在一项有关一般人格权的判例中说：“利益权衡原则必须具有决定性意义”。[30]也就是说，德国法上侵犯一般人格权是否构成侵权，是个案考察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四、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美国为例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侵权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判例法传统。在美国法上，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时并不考察原告某项具体权利是否被侵犯，因此不存在本文所讨论的侵犯“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是，美国法在处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时所考虑的一些法律政策因素以及所采取的一些限制手段亦能为我们处理类似案例提供借鉴。下面分述之。
（一）规则层面的限制
从总体上看，美国法对“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身体影响规则的限制
在美国法早期，精神损害被作为身体损害的寄生损害看待。如果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诉讼不成立，即使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也不能得到赔偿。也就是说，美国法意义上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在这时是不存在的。这一规则过于严苛且欠缺公平性。因为遭受了一般的身体伤害就可以获得赔偿，而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却不能获得赔偿，对受害人十分不公平。后来，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身体）影响规则”，即受害人在虽然只有轻微的身体伤害但却伴随着严重精神伤害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赔偿。例如，在“波特诉德拉威尔和ＷＲＲ公司案”[31]中，法院判决原告背部轻微的伤害或者眼中落入的灰尘都可以成为足够的“影响”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此后，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影响”的解释越来越作扩大化处理。在“大都会北线通勤铁路公司诉巴克利案”[32]中，原告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条件下长期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空气中，因担心感染癌症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案的争议就在于仅仅是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空气中而并没有感染的症状是否构成“身体影响”。法院最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随着实践的发展，对身体影响规则的限制逐渐发展成为要求有身体上的症状或者是在医学上可以诊断的疾病，如有恶心、呕吐、流产等症状，或者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病人的诊断和统计手册》以及国际疾病分类中《精神障碍辞典》所规定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ＰＴＳＤ）的症状。然而，由于个体的精神和承受能力的不同，有些人特别容易出现ＰＴＳＤ所描述的症状。如果不考虑这些个体性因素，对被告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具有“正常毅力”的人才能获得赔偿。除ＰＴＳＤ之外，法官也给予那些症状被相当模糊地描述为“沮丧”的人以赔偿。[33]
基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美国法院一般会要求精神损害是由身体损害导致的或者具有某种可以识别的身体上的症状，以证明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和严重性，从而避免虚假诉讼，危及行为自由。
２．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
可预见性规则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法上各种类型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行为人对精神损害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是法官和陪审团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中，这一规则突出表现为当事人特殊关系规则。
当事人特殊关系规则适用于在精神损害发生时双方当事人之间因合同、法律地位或者先行行为而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案件。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行为人对受害人精神上的健康和安宁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对受害人可能遭受的精神损害也具有较高的预见性。在美国法上，这种特殊关系通常包括医患关系、邮局与收信人的关系、停尸房与死者家属的关系等。例如，在 “莫丽恩诉凯瑟基金医院案”[34]中，一位已婚妇女被诊断为患有梅毒，并且医生叮嘱其将这个诊断结果告诉丈夫，并建议其丈夫做检查。此后，该患者和丈夫彼此怀疑对方有婚外性行为，最后导致婚姻破裂。后经复诊，夫妻双方都没患梅毒。丈夫起诉到法院，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终审判决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认为，原告是被告过失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原告的精神损害是可以合理预见的，因而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在判断被告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时，有两个限制性因素需要考虑：一是被告方是否负有照顾原告方精神安宁的义务，这主要是由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所决定的；二是被告方对多大范围内的人负有此种义务，只有与被告方有关系或者被告对其负有义务的人才能获得赔偿。[35]
３．因果关系的限制
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之间有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官争论的焦点问题。
早期在处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被经常引用的“米切尔诉罗切斯特公司案”[36]中，法官否认原告诉讼请求最为重要的理由，就是流产并不是被告过失行为的直接后果，而是意外的、不寻常的情况结合一起所导致的。而在后续案件中适用的“危险区域规则”也是通过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有所突破而发展起来的。在“罗布诉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案”[37]中，原告驾车回家路过铁道时，后车轮被路口的车槽卡住了无法前行，而该车槽本是因为被告的过失才出现在这里的。原告尝试了几次移动汽车都没有成功。正在此时，被告的火车驶来，原告在火车撞上她的汽车前几秒钟逃离，并亲眼目睹了她的汽车被火车撞得支离破碎。原告躲过了火车，没有遭受身体上的伤害，但却因惊吓导致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此后无法哺育自己的婴儿，并且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养马工作。原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满足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前两个限制条件：即被告有过失，原告有身体上的症状；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官认为被告行为是原告损害的直接原因，因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两个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关键在于法官和陪审团对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认定。在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科学的发展使得医学可以更好地确定侵害行为与精神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法律因果关系（英美法上通常称为“近因”）的认定则是一个融合了法律政策、利益衡量等众多考量因素的结果。
４．对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
上述三种限制，适用于遭受精神损害的人是直接受害人的情形。如果遭受精神损害的人为间接受害人，美国法上还有专门的“狄龙要素”规则予以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