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人民调解条例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人民调解条例
（2008年9月26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8年11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及时化解民间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人民调解工作。
本条例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经民间纠纷当事人（以下称当事人）申请或者同意，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遵循社会公德，通过规劝、疏导等方式，促使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消除纷争，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第三条 人民调解应当遵循依法合理、自愿平等、公平公正、及时便民、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并将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补助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一并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经费具体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
第五条 市、区司法行政部门指导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人民调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指导本辖区人民调解工作，日常工作由本辖区司法所具体承担。
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人民法庭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第六条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按照本条例关于区人民政府及区司法行政部门管理职责的规定，负责其管理区域内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管理。
第七条 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和市、区人民法院建立联系协调机制，研究民间纠纷和人民调解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协调、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第八条 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人民调解员教育培训工作。
第九条 市、区人民政府和司法行政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当对作出显著成绩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进行表彰奖励。
第二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
第十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区域性、行业性组织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和单位，应当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第十一条 村（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区域性和行业性组织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设立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司法所备案；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应当自设立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所在地的区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责是调解民间纠纷，防止民间纠纷激化；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向设立的组织和单位反映工作情况。
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接受人民法院的委托，调解人民法院受理的民间纠纷案件；可以接受行政机关的邀请，协助行政机关对依法可以调解处理的民间纠纷进行行政调解。
第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三至九名委员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主任、副主任在委员中推选产生。
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应当有妇女成员。
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有少数民族的成员。
第十四条 村（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由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的以外由群众选举产生。
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选举产生或者在下列人员中聘任：
（一）辖区内设立的村（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二）本乡镇、街道司法所的工作人员；
（三）辖区内居住的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人民调解员条件的人员。
企业事业单位和区域性、行业性组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可以由单位和组织内的群众选举产生，也可以由单位和组织聘任。
第十五条 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单位和组织根据需要，可以聘请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人民调解员条件的人员担任调解员。
第十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和调解员统称为人民调解员。
人民调解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二）遵守法律，品行端正，办事公道；
（三）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
（四）有与调解工作相适应的文化、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
人民调解员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或者续聘；人民调解员不能履行职务的，由原选举或者聘任单位另行选举或者聘任。
第十七条 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单位和组织根据需要，可以从经司法行政部门培训考核合格的人民调解员中聘任首席人民调解员。
第十八条 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徇私舞弊，偏袒一方当事人；
（二）压制、侮辱、打击报复当事人；
（三）泄露当事人的隐私或者商业秘密；
（四）索取、收受当事人的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五）其他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九条 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民间纠纷，受到非法干涉、打击报复的，可以中止调解并请求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保护。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护人民调解员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民间纠纷的调解
第二十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下列民间纠纷：
（一）婚姻、家庭、邻里纠纷；
（二）人身侵权、损害赔偿、债权债务纠纷；
（三）土地承包、生产经营纠纷；
（四）劳动争议纠纷；
（五）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其他纠纷。
第二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调解下列纠纷：
（一）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是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
（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可以向其住所地、所在单位或者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口头或者书面申请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受理调解纠纷；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也可以主动调解，但当事人表示异议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民间纠纷，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进行登记，并告知当事人人民调解的性质、原则和效力，以及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其他合法途径。
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不了的疑难、复杂民间纠纷，当事人可以到所在的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跨地区、跨单位的民间纠纷经当事人同意，可以由当事人住所地、所在单位、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调解。
共同调解跨地区、跨单位的民间纠纷由最先受理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其他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调解。
第二十五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可以由一名人民调解员调解，也可以根据需要由二名以上人民调解员调解。二名以上人民调解员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确定其中一人为调解主持人；有首席人民调解员的，首席人民调解员为调解主持人。
当事人可以共同选定人民调解员，不能共同选定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指定。
第二十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一般应当在专门设置的调解场所进行，也可以在方便当事人的其他场所进行。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根据需要可以公开进行，但是涉及当事人的隐私、商业秘密或者当事人不同意公开调解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在人民调解活动中，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更换人民调解员；
（二）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三）自主决定接受、不接受或者终止调解；
（四）不受压制强迫，表达真实意愿，提出合理要求；
（五）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二十八条 在人民调解活动中，当事人履行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纠纷事实，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二）尊重人民调解员，遵守调解规则；
（三）不得加剧纠纷、激化矛盾；
（四）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第二十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按照下列程序调解民间纠纷：
（一）核对当事人和代理人身份；
（二）由当事人陈述纠纷事实、主张和理由，并提供证据；
（三）询问当事人和证人，核对有关证据，查明事实，分清责任；
（四）规劝、疏导当事人，协商调解方案；
（五）宣布调解结果。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制作调解笔录，记录调解事项和调解结果。调解笔录应当经人民调解员和当事人签字确认。
第三十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或者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基本情况；
（二）纠纷简要事实、争议事项；
（三）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
（四）履行协议的方式、地点、期限；
（五）当事人、人民调解员签名，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
调解协议书不得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
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
第三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及时调解纠纷，一般在一个月内完成调解，有特殊情况一个月内不能完成调解的，经纠纷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当事人不能达成调解协议或者不愿意继续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向当事人下达终止调解通知书，并告知当事人其他合法解决途径。
第三十二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持已经生效的具有给付金钱、有价证券内容的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及时发出支付令。
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可以到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经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住所地或者债务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适时进行回访，并就履行情况做好记录。
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议的，做好当事人的工作，督促其履行；
（二）当事人提出协议内容不当，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再次进行调解；
（三）对经督促仍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纠纷。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举报、投诉。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发现人民调解委员会及人民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及时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五条 市、区司法行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员在指导和管理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由相应的上级人民政府或者监察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人民调解员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所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由原选举或聘任单位撤换；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辱骂、殴打对方当事人或者人民调解员，或者有其他妨碍人民调解工作行为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予以批评教育；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9年2月1日起施行。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较早地提出“汉语法学”一词的是何勤华，当然，他赋予“汉语法学”的涵义或许与法理学界所探讨的“汉语法学”一词有所不同;接着便是许章润，他不但通过言语推进“汉语法学”的论述和圆润工作，而且通过行动推进汉语法学的研讨和增量。我将就汉语法学这一命题在修辞和逻辑之上进行探讨。
汉语法学的修辞
提到汉语法学，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汉语法学是一个模糊的词汇。汉语法学这一词汇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还是一个能够给学人们以充分想象的词汇。二十年前，我曾看到过李晓明的《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一书，获知人类的新知或许就存在于对模糊性的深切面对和认真态度上。如何面对并解释模糊的对象、模糊的问题，是新知产生的必由之路。不能认真面对模糊问题，就无以实现知识的创新和增量。这对汉语法学这样一个问题的认知和克服而言，完全可以适用。
第二个问题，汉语法学的模糊性与诗性思维。对于模糊性问题，人们理解的基本方式是所谓诗性思维。关于诗性思维，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有一个基本界定，那便是人类的儿童时期主观认知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基本方式。不过如今我们人类已经摆脱了其儿童时代，但诗性思维不但没有终止，模糊性依然存在。而且我们在知识发现和创造过程中，正在不断地关注运用诗性思维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家或许都有如下深切的感受，我们这个时代既是一个越来越透明和清晰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越来越模糊和混沌的时代。这种时代特征，或许正是诗性思维能够在知识发现和创新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因为在模糊和混沌面前，即使一位智者，也会返回到儿童心智时代。
但是，诗性思维是与我们笔下的战栗和激情相关联的，想想西人牛顿、马克思、尼采、叔本华等人笔下的那种近乎疯癫的激情表达。那么，汉语法学界有没有这种战栗和激情呢?或许我们在梁治平、江山、朱苏力、许章润、高鸿钧、舒国滢、魏敦友等法学家的笔下能领略到这一点，但放诸整个大陆法学界，这样诗性的法学文字还明显不够。
第三个问题:诗性思维与汉语法学的修辞。修辞是诗性思维的技术手段。各位知道，对于修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技术修辞，其二是本体(制度)修辞。在技术修辞层面，汉语法学的诗性思维特征必须借助具体的修辞格来表达，特别是摹状修辞、双关修辞和设问修辞，对汉语法学的论证而言尤为重要。而在本体修辞层面，则完全可以说无论汉语法学也罢，非汉语法学也罢，归根结底是我们人类思想对客观对象——人类之法律生活的诗性想象和诗性认知，是人类作为精神动物的存在方式，是每个人作为精神主体的构成机制。
正是如上三个问题，构成我对汉语法学命题的诗性解读和修辞评析。
汉语法学的逻辑
但是，要让汉语法学真正成长为足以被人认可的法学学术类型或流派，就不能停留在命题的模糊性、诗性和修辞水准上，这又给汉语法学的拓展提出了如下三个期待:
第一个期待:汉语法学要超越诗性思维和修辞。基尔凯戈尔曾讲:生命是超越逻辑的。尽管在人生的终极意义上讲，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首肯的命题。但把这个命题置诸人类的规范生活领域，显然存在问题。我们能否修正一下这个命题?人生是超越于逻辑的，但又随时身处于逻辑中。汉语法学在对象上必须关注汉语世界的人民身置其中的规范生活。这种规范生活既面对诗性思维的修辞本体问题;也面对逻辑思维的理性本体问题。
第二个期待:寻求汉语法学的逻辑范畴。汉语法学作为一个命题，它的意向所指究竟是什么?在何种意义上，汉语法学的命题是成立的?汉语法学究竟是一种想象还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上述种种问题，都需要在逻辑上明晰汉语法学的命题、完善汉语法学的判断、圆润汉语法学的推论。但究竟如何明晰命题、完善判断并圆润推论，这是个需要汉语法学界的同仁们在知识发现、知识创新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具体去阐发的问题。
第三个期待:汉语法学的事实期待。汉语法学命题能否成为学术事实，并且能否成为在世界法学体系中贡献卓著的一脉，不在于我们给它贴更多的标签，而在于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奉献出足以让世人侧目、欣赏并有逻辑说服力的法学成果。即便这些成果受到域外法学的深刻影响，但也应该在汉语世界法学家的思维加工下，获得中国乃至汉语世界的意蕴。更可期待的是，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大都生活在汉语世界独特的生活大道和交往体系下。因之，在他们的知识发现和创造工作中，如何发现立基于中国国民日常规范生活的法学知识，把汉语世界的规范生活逻辑升华为汉语表达的理论逻辑，或许是汉语法学终能蔚为大观的关键所在。
如上三个期待，或许是把汉语法学命题纳入逻辑分析的必要举措。
汉语法学命题的发明，有着独特的内、外语境，也是一个在当下充满着诗性和修辞特征的命题。汉语法学的成长需要修辞、需要每个研究主体的个性体验和私人风格，需要让人一看文章，便知道这是郭氏风格的法学成果，那是马氏风格的法学论著。但是，法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它是公共理性的逻辑表达，因此，尽管汉语法学需要修辞和诗性想象，但不能过分依赖于修辞和诗性想象。在我看来，如何把汉语法学这个命题纳入严谨的逻辑中，或许是汉语法学成长的关键所系。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