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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1999年7月29日经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
第三条 主任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并主持，也可以由主任委托的副主任召集并主持。
第四条 主任会议须有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始得举行。主任会议每月至少举行一次，必要时可以临时召集。
第五条 主任会议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主任会议处理重要日常工作，需要作出决定的事项，应由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第六条 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以下重要日常工作：
（一）拟订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决定开会日期、会议日程和列席人员。
（二）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对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对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并向提案人说明。
（三）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及其分院的质询，由主任会议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
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答复不满意时，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四）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由本市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常务委员会有关的办事机构进行调查，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五）提出常务委员会向代表大会作的工作报告草案和召集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准备事项的建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六）听取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专题汇报；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综合办事机构的汇报。对汇报中的重大问题，可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七）讨论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提请的任免、决定任免和批准任免的事项，听取常务委员会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的初步审议意见，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八）提出本届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任免人选，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九）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任免人选，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提出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综合办事机构负责人的任免人选，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十）在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时，提出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十一）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贯彻执行和特殊的有重大意义的议案、建议、批评、意见的办理，进行检查督促。协调安排重要的视察、检查和调查活动。
（十二）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有与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相抵触的；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有与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
决议、决定相抵触的，建议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必要时，可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十三）研究处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中的重大问题和案件监督中的重大问题，对其特别重要的，可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十四）讨论区、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需要答复的有关重要事项，提出处理意见。
（十五）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办的有关重要事项，提出办理意见。
（十六）指导和协调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及万州、黔江开发区人大工作委员会的重要工作。
（十七）研究决定常务委员会机关自身建设方面的重要事项。
（十八）处理常务委员会授权的事项和需要主任会议处理的其它重要日常工作。
第七条 主任会议的议题，事先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各综合办事机构收集，经秘书长协调，召集会议的主任或副主任确定。
第八条 在举行主任会议前，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应将会议的议题、日期、地点及其它有关事项通知会议的参加人员。
第九条 主任会议的列席人员，根据议题需要，由秘书长提出，召集主任会议的主任或副主任确定。
第十条 主任会议对有关问题的决定和处理意见、建议，形成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经召集主任会议的主任或副主任审签后，印发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各综合办事机构，并由有关的办事机构办理，或者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转交有关机关办理，办理结果须向主任会议汇报。
第十一条 本规则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



1999年7月29日
承诺岂可随意变通？

－?质疑《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管理办法》第24条中的“除外条款”

瑛明律师事务所 娄 鹤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试点，并在征求市场各方意见的基础上，2005年9月24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并施行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作为一项纲领性文件，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作为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非流通股股东在改革方案中做出的承诺能否得到切实的履行，备受市场关注。中国证监会对该问题也予以充分关注，并在《管理办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对非流通股股东履行承诺采取了必要的限制措施，防止逃避承诺义务（第23条、第24条）；（2）明确了相关中介机构对非流通股股东切实履行承诺义务的监督职责（第41条）；（3）明确了非流通股股东违反承诺义务以及保荐机构未能履行有关监督职责的法律责任（第50条、第51条）。

但笔者的注意到《管理办法》第24条中的一则除外条款，既与防止非流通股股东逃避承诺义务（本文专指“限售承诺”，下同），保障流通股股东权益的改革精神和指导思想相悖，又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实施埋下了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第24条的原文是：“非流通股股东未完全履行承诺之前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但是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代其履行承诺的除外。”）

下文，笔者谈谈对第24条中“除外条款”的几点看法：

一、合法性审查

“除外条款”的设置，其本质是对非流通股股东的豁免。换言之，在满足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代非流通股股东履行承诺的前提下，非流通股股东完全可以在未完全履行承诺之前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因此，第24条中的“不得转让”，并不是绝对的不得转让，非流通股股东在承诺期间仍存在转让股份的空间和通道。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除外条款”存在重大法律缺陷，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根据通常的理解，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非流通股股东所做出的承诺，即构成其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合同条款的一部分。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形成合同的法律关系。如在承诺期间内，非流通股股东向第三方转让股份，可视作其将合同的权利及义务转让给第三人，须遵守《合同法》之相关规定。《合同法》第8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由此可见，非流通股股东对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的处分，在承诺期间内，由于合同关系的存在，是受到法律约束的。具体而言，非流通股股东须在取得流通股股东同意的前提之下，方可向第三方转让股份，否则构成违约。

根据《立法法》对立法权限及效力等的规范，《合同法》属于“法律”；而《管理办法》属于“规章”。《立法法》第79条明确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因此，笔者认为在“除外条款”与《合同法》的内容存在抵触的情形下，“除外条款”的规定应属无效。


二、合理性审查

“除外条款”的存在，使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成为一种“软约束”，缺乏合理性：

1、根据中国证监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于2005年8月23日联合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股权分置改革是为非流通股可上市交易作出的制度安排，并不以通过资本市场减持国有股份为目的，当前国家也没有通过境内资本市场减持上市公司国有股份筹集资金的考虑”。同时笔者注意到，原先公布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也没有“除外条款”的相关规定。

据笔者揣测，管理部门最终确定在《管理办法》中设置“除外条款”的初衷，是给予非流通股股东的一种变通，以应对将来市场变化或资本运作之需。显而易见的是，这种通融对流通股股东是不公正的，会导致承诺的“软化”，使流通股股东对未来的预期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弊大于利。

2、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管理办法》对“除外条款”的适用没有任何限制。在受让人依据“除外条款”受让非流通股份后，该受让人是否可以继续沿用“除外条款”，将该非流通股份再行转让，《管理办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从一般的法理理解，受让人可以继续适用“除外条款”。若这种局面果真出现，那一份份承诺将势必沦为一纸纸空文，丧失诚信的证券市场将成为骗子的天堂和投资者的地狱。


三、可行性审查

2005年9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联合发布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下称“《操作指引》”)，为股权分置改革的具体实施提供了程序和技术上的支持。

1、纵观《操作指引》，对适用“除外条款”时的具体实施步骤不甚明朗，甚至有矛盾之处。

《操作指引》第24条第4款提到，“承诺人在承诺函中应当载明承诺人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但《操作指引》第21条却规定“改革方案实施后承诺人不得变更、解除承诺。”

对非流通股股东解除限售的规定，仅见于《操作指引》第19条，即“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限售期满，由公司董事会提交相关股份解除限售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复核后，可以向结算公司申请办理相关股份解除限售手续。”

2、“除外条款”在具体执行过程后，又牵涉到一个审查和判断的问题，即由哪方来判定受让人符合除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