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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侵权行为因其特殊性，举证责任也有别于一般侵权行为，其主要差别在于环境侵权的受害人难以按照传统的举证责任制度来举证，进而使其自身权利难以得到有效救济。本文从合理分配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平衡环境侵权行为中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研究分析我国环境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所体现出的公平正义价值。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解及意义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又被称为证明责任，是指法律要求诉讼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完整的举证责任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提出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一方面，从行为意义上，当事人为避免败诉风险，对其主张事实需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另一方面，从结果意义上讲，即使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进行了证明，但该待证事实最终也是真伪不明，也应承担裁判上的不利后果。

　　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在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的败诉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风险。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学者们归纳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一般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主体是平等的，因此，所承担的举证责任也应该平等。如果仅从字面分析，该条仅是在行为意义对举证责任进行了规定，因此在后续出台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中，对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做出了更为细化和深入的规定。从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体系。即：凡主张权利发生的当事人，需就构成该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凡主张该权利消灭、障碍、制约的当事人，也应相应的就构成该法律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侵权行为中，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加害人过错、损害事实与行为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双方当事人也应该围绕以上有争议的法律要件事实进行举证。

　　与一般性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相对应的是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随着社会、经济、科学的不断发展，产品质量、医疗、高度危险作业及环境污染等等纠纷的产生，让法律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不足。因为让缺乏专业知识、无信息来源、无经济实力的受害人承担上述种种纠纷的举证责任，就会使他们陷入因举证不能进而承担权利救济无望的后果，而这显然有悖于举证责任分配所遵循的公平正义原则。举证责任的倒置，是指将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否认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就法律要件事实的不存在负担举证责任，通俗来讲，就是“我主张，你举证”。在侵权诉讼中，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本应当由主张赔偿请求权的原告负证明责任，但在举证责任倒置的语境中，否认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被告就需要对自身无过失、对原告所受损害与自己的违法行为无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二、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性分析

　　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环境侵权行为有其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也要求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需与一般侵权行为有所区别。

　　第一，环境侵权行为具有间接性与复杂性。区别于一般侵权行为，环境侵权的侵权责任人、侵权行为，均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环境侵权人并非直接对受害人实施侵权行为，而是通过环境来影响。因此，受害人的权利即便受到了侵害，也并不能直接迅速的找出实施侵权行为的行为人，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科学的不断发展，许多侵权行为并非单独的对受害人造成影响，受害人的权利受损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综合性的，侵权人与侵权行为隐蔽性更强。

　　第二，环境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难以确定。一方面，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范围往往特别大，涉及受害人较多。如酸雨致害，渔业污染等；另一方面，环境侵权行为的结果相当大一部分都有潜伏性与持续性的特点。如污染物的排放可能并不会立即对环境、对受害人造成影响，具有很强的潜伏性。同时，即便是立即产生影响，侵权行为人停止了侵害，但损害后果也并不会因此而停止，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会在不知不觉中长时间影响受害者。

　　第三，环境侵权行为的主体关系具有不对等性。在环境侵权中，致害方与受害方的地位、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能力都有差距，传统民法中的平等性在环境侵权行为中难以达到法理上的一致。再者，相对于致害方而言，受害方是弱者，从基于保护弱者的公平正义理念出发，也需要我们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对受害方有所考虑。

　　综上三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正式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实施倒置。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举证责任倒置，转移的只是部分要件事实，而不是全部。就损害事实及损害后果，原告仍需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完成了这些证明责任后，被告拒不承担法律责任就需举证证明存在上述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三、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分配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前文已经讲过，一般侵权行为案件中，当事人需要就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受害人的损害结果及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四大要件进行证明。具体来说，我国环境侵权行为举证责任的分配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因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我国以及世界多数国家，都将环境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结果责任，不考虑侵权人的主观方面，即“有损害有责任，无损害无责任”。环境侵权行为受害人的损害事实既已发生，就可以推定加害人有责任（二者当然需要有因果关系），加害人无过失的理由对其承担责任无影响，其不得以“无过错”来进行免责抗辩。这也符合社会实质公平正义的追求。因此，在环境侵权行为案件中，我们可以不必考虑侵权人的行为是否有过错，只要具备一般侵权行为的其他三个要件，侵权人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当事人只需就剩下的三个方面在举证责任内进行分配。

　　（二）环境侵权行为中的侵权行为举证责任由受害人承担

　　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本身并不必然具有违法性与可责性，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污染行为成为了一种客观存在，只有污染行为在法律、制度规定的许可范围内，其本身并不具有可诉性。因此，受害人就侵权行为起诉，需要就存在该侵权行为进行举证，因为如果将这一责任转移给侵权人，势必会造成众多企业疲于应诉，消耗社会资源。当然，侵权人也可以对自己没有侵权行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并非适格被告。

　　（三）环境侵权行为中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由受害人承担

　　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分为经济上的与非经济上的，经济上的包括对人的生命、健康、财产造成的直接损失，非经济上的包括对人的正常生活、学习造成的妨害及精神上的伤害。从一般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来看，受害人在起诉时，就需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这就需要通过对自身所受损害的范围、程度、具体数额及计算方式进行举证。

　　（四）环境侵权行为中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侵权人承担

　　 一般侵权行为中，受害人除了证明损害后果和侵权行为的存在外，还需要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这也是整个证据链条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在一般侵权行为中，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难锁定。但是在环境侵权行为中，要明确二者的因果关系，对于普通的受害者来说，确实存在困难。前文已经提到，环境侵权行为本身就具有隐蔽性与持续性，而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中，原因行为还往往具有复杂性与综合性，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的情形时有发生，并且局限于现阶段的科学水平，有些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可能不能全面正确的认识。加上主体之间的不对等性，无形中加大了受害人承担举证不利进而败诉的风险，导致权利救济不能。以上几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适用传统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举证分配明显不妥。正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均对环境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进行了倒置的分配。

　　四、我国环境侵权行为举证责任分配存在的问题

　　（一）、有关因果关系的责任倒置规定太过单一

　　因果关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是由法律预先设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所决定。在环境侵权行为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上，加害人承担的举证责任范围包括：具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实施的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如果加害人对上述两项内容不能提供充实的证据加以证明，则承担对其举证不利的后果。反之，受害人仅需证明存在环境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至于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在其考虑之列。

警力进社区的政策实施思考
警力进社区，不仅是在北京市，在全国已经由来已久。平安建设理念无可厚非，群众是否真得了个贴心人，公安部门管理体制真的创新了么。在我看来，民警进学校，进工厂，包括小区在地方早已不新鲜。驻工厂多是派出所或是交警支队利用企业所在地办公。而在城市郊区或是乡镇间，此情况不乏见。在单个民警，协警进单位的的情况下实施的果往往是累死好人，懒人悠闲，真正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的的有两种人，一是没事瞎转悠穷唠天的，仗的是亲和力，处成了酒桌上都没外人，二是处处给老百姓干实事的，解决纠纷的。总体上看，整天戴着，不出门，有事就来的不在少数。这种模式下，也只有两种工作方式，要么忙死，要么闲死。
问题出在哪，或许想到了社区民警的角色定位，监督问题。其实，好比市场准入把好关，产权清晰是第一位一样。社区民进的权力边界在哪，民警自己都模糊，都不自信，老百姓更是糊涂。闲人政治，一览包办，老百姓就这么认为，你职能不清我不管，反正有事就得找你。民警一般也不会推辞，无论是水龙头坏了，两口子吵架，抑或忘带钥匙，等等都会找民警。因为在人民看来，角色使命当是为民服务的。
这样一来，民警的尴尬境地就产生了，我到底该干什么。人民调解部门干的，保安干的，居委会干的，这是我的事么？实则我国机构体制运行机制的鲜明写照，这么多部门，政府部门一大堆，私利的非私立的也有，想弄清自己干什么，想协调确实困难。这一直是国务院机构整合的难点所在，权责利的配置曲线变化一直起伏不定。这一情况的短期变革不现实，一政府勇气信心不够，二是都是批评家的时代说都没好办法，三是既得利益格局难以撼动，四是政治制度为主的变革时机尚未成熟。
回到社区民警，怎麽办。问题说难也不难。立足实际，别老想着一步到位就行。服务政府的理念不是一步到位的，把十年以后的事弄到今天岂不可笑。在我看来，从两个层面考虑。首先，民警进社区不现实，也不必要。其一，民警办的事完全可以由居委会，保安，调解部门等完成。其二，即使遇到违法犯罪的案件，还是要到派出所解决的。社区民警的协调工作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完成。其三，基层警力农村严重不足。看看地方一个上万的村有没有派出所。其四，民警协警来了住哪，吃喝拉撒都是钱，住的小区不扰民么，单独盖个宿舍?居委会腾出屋子？这钱花的就值么？其五，你解决纠纷当事人信任你么？年轻人的说话份量和威信都是问题，实际上取得当事人的信任的，多是德高望重的耄度吧。
既然决定试点，先不要什么角色定位，为定位论，球定的空门，臭脚也能给你掀天上去。因为在社区民众看来，任何一个服务部门都得接招，只要遇到困难了，重要的是，不管哪个机构接招，先不想自己该干什么，都必须先得回应百姓的呼声。而他们之间的职能分工，怎么掐架，再让协调机制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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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佳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e-mail-pjpj99@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