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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政府


荆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荆门市行政效能监察暂行办法》的通知


　　荆政发〔2006〕1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屈家岭管理区，市政府各部门：

　　《荆门市行政效能监察暂行办法》已经2006年5月22日市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荆门市行政效能监察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提高行政机关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促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效能监察，是指各级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工勤人员除外)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工作人员（以下简称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效能监察对象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等行政效能过错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第二章 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机构及职责

　　第三条 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由本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接受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领导。各级监察机关设置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机构，负责本级行政效能监察的日常工作。

　　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必须依法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人员应当自觉接受监督。

　　第四条 行政效能监察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实施行政效能监察工作计划，向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和上级监察机关报告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情况；

　　（二）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效能有关的检举、控告和投诉；调查处理与行政效能有关的违规行为；

　　（三）监督、检查、考核行政机关效能建设情况；总结、推广行政机关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提高行政效能的经验；

　　（四）履行监察机关确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行政效能监察机构履行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监察对象提供与行政效能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账目及其他有关材料，进行查阅或者予以复制；

　　（二）要求被监察对象对行政效能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三）责令被监察对象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纪律的行为；

　　（四）责令被监察对象对其违规行为造成的损害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五）责令被监察对象退还违规收取的费用；

　　（六）根据检查、调查结果提出监察建议。

　　第三章 行政效能监察的程序

　　第六条 行政效能监察按照受理、立项、调查、处理程序开展工作，可以采取检查、调查、考核评估和公众评议等方法。

　　第七条 行政效能监察的受理途径主要包括：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举报、投诉；

　　（二）上级机关和领导批示；

　　（三）新闻媒体的信息；

　　（四）工作检查和考核评估结果；

　　（五）其他有关途径。

　　第八条 监察机关根据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部署和决定，确定行政效能监察工作任务。涉及全局性重大效能监察事项的立项，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

　　第九条 实施行政效能监察，应当全面客观地了解情况、收集证据、查清事实，并提交检查或者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

　　第十条 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和评估、评议的结果，依法作出监察建议或者监察决定。

　　对执行监察建议或者监察决定的情况，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机构应当督促落实。

　　第十一条 监察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效能投诉制度，向社会公布受理举报、投诉的方式、方法。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关行政效能的举报、投诉，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机构应当及时提出受理意见。

　　重要、复杂的举报、投诉，由监察机关直接办理；其他的举报、投诉，转交有关行政机关办理。

　　第十二条 监察机关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可以视情况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效能监督员参加，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

　　第四章 行政效能监察范围

　　第十三条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在行政决策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效能监察范围：

　　（一）作出的决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干扰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的；

　　（二）不按照集体研究决定的原则进行决策的；

　　（三）违规干预下级行政机关行政决策的；

　　（四）由于决策不当导致本单位发生责任事故、违纪违法案件，或者造成聚众上访闹事，干扰和影响正常工作、生活秩序以及社会稳定的；

　　（五）其他在行政决策时造成工作失误或不良影响的行为。

　　第十四条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在执行行政决策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效能监察范围：

　　（一）不认真执行市委、市政府及其领导以会议、文件、批示等形式作出的指示、决策和交办的工作任务的；

　　（二）因单位内部管理不善导致工作目标任务不能完成，影响市委、市政府工作全局的；

　　（三）虚报浮夸或者瞒报、迟报工作情况，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失误的；

　　（四）在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处理事故以及在防治重大疫情工作中，未按有关规定和上级要求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

　　（五）包庇、袒护、纵容、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者工作人员不认真执行行政决策的；

　　（六）其他执行行政决策时导致工作失误或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

　　第十五条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效能监察范围：

　　（一）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规定权限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继续行使已经取消的行政许可权的；

　　（三）违法委托中介机构、下属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代行行政许可管理权的；

　　（四）按规定应当公示而不公示行政许可的项目、依据、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和结果的；

　　（五）依法应当受理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不予受理、许可时不告知理由等不履行法定告知程序的；

　　（七）行政许可申请人资料不全时，未一次性告知补充事项的；

　　（八）违法收取抵押金、保证金和其他费用的；

　　（九）不按法定条件或者法定期限实施行政许可的；

　　（十）不按法定项目或标准收费的；

　　（十一）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管不力的；

　　（十二）其他违反行政许可规定，贻误行政许可工作或者损害行政许可申请人合法权益的。

　　第十六条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在实施行政征收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效能监察范围：

　　（一）应当公示而不公示征收的项目、标准、依据的；

　　（二）无行政征收主体资格或者法定依据实施征收的；

　　（三）不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实施征收的；

　　（四）擅自设立征收项目实施征收，或者擅自改变征收标准的；

　　（五）未按法定范围、时限实施征收的；

　　（六）违反票据管理规定，不开具合法票据的；

　　（七）不按规定实行收缴分离，擅自挪用、坐支征收款的；

　　（八）按规定应当对征收对象提供服务而不提供的；

　　（九）为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接收征收对象实物，抵扣应征款项的；

　　（十）被征收单位或者个人对征收有异议时，不告知法定依据的；

　　（十一）其他违反行政征收规定的行为。

　　前款所称行政征收，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事项。

　　第十七条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在实施行政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效能监察范围：

　　（一）无法定依据或不按法定程序、职责实施检查的；

　　（二）无具体事实和理由实施检查的；

　　（三）不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实施检查的；

　　（四）不按法定权限或者超越法定权限实施检查的；

　　（五）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不予制止和纠正的；

　　（六）侵害被检查对象合法权益的；

　　（七）其他违反行政检查工作规定的行为。

　　第十八条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效能监察范围：

　　（一）无行政处罚权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的；

　　（四）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的；

　　（五）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处罚的；

　　（六）违规处置罚没财物，不开具法定票据的；

　　（七）违反有关规定，给自然人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的，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经济损失的；

　　（八）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的；

　　（九）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十）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

　　第十九条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效能监察范围：

　　（一）无法定依据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超过法定时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致使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四）使用、丢失或者损毁扣押、封存财物的；

　　（五）其他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

　　第二十条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效能监察范围：

　　（一）对行政复议申请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或者不予答复的；

　　（二）不按照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

　　（三）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

　　（五）其他违反行政复议规定，贻误工作或者损害行政复议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效能监察范围：

　　（一）不实行政务公开或者不按规定进行公开，影响行政管理相对人知情权的；

　　（二）不落实行政效能建设基本制度，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敷衍塞责、推诿拖延，致使工作质量、办事效率低下， 增加行政管理相对人办事成本或者难度的；

　　行政效能建设基本制度包括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否定报备制、服务承诺制、同岗替代制、责任追究制、绩效考评制等。

　　（三）应当进入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办理的事项而未进入或者不按规定办结的；

　　（四）不文明执行公务，造成不良影响的；

　　（五）其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贻误工作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在办理举报、投诉和委托执法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效能监察范围：

　　（一）不受理属于职责管理范围内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对应当追究责任的行为不进行处理的；

　　（二）放松对受委托执法组织的监管或指使、纵容、暗示受委托执法组织滥用职权，或者违法与受委托组织订立利益分配协议或者发生财务往来的。

　　第二十三条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在处理行政内部事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效能监察范围：

　　（一）对来文、来电、来函，未按规定签收、登记、审核、提出拟办意见，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时限报送领导批办的；

　　（二）对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办理的事项，不说明、不移送，置之不理的；

　　（三）公文办理中遇有涉及其他部门职权的事项，不与有关部门协商或协商未取得一致意见，不报请上级领导或机关裁决，擅作决定的；

　　（四）未严格执行保密和文件管理规定，致使文件、档案、资料泄密、损毁或者丢失，造成不良后果的；

　　（五）对外发文，未严格核对文种、文号、格式、文字等，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

　　（六）未经领导审定签发对外发文的；

　　（七）行政机关制定、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应报上级行政机关备案而未报的；

　　（八）其他违反内部行政管理制度，贻误工作的行为。

　　第五章 行政效能过错责任追究

　　第二十四条 行政效能过错责任追究的方式为：告诫、通报批评、停职、调离工作岗位、辞退。

　　对已经触犯党纪、政纪或者国家法律的，依照党纪、政纪或者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合并使用。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受到全市通报批评的，取消当年评先资格，个人当年度考核不得定为称职以上等次。行政执法工作人员受到停职以上处理的，同时吊销其《行政执法证》。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直行政机关领导班子成员由市人民政府直接进行责任追究，由市监察局会同市政府法制办、市人事局承办；其他对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第二十五条 根据行政效能过错的不良后果和影响大小，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一定经济损失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给予直接责任者告诫或者通报批评处理；

　　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者较坏社会影响的，给予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停职、调离工作岗位或者辞退处理。

　　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依据有关规定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国家法律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十六条 一年内受到行政效能过错责任追究后，又因行政效能过错应当受到追究的；干扰、阻碍调查处理的；对控告人、检举人打击、报复、陷害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理。

　　第二十七条 主动发现并纠正错误、未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追究行政效能过错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行政效能过错责任：

　　（一）行政管理相对人弄虚作假，致使行政效能监察对象难以识别，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

　　（二）法律、法规、规章和内部行政管理制度未作规定或者规定不具体，致使行政效能监察对象理解错误的；

　　（三）因不可抗力致使行政效能过错发生的。

　　第二十九条 对行政效能过错责任者的处理结果，有明确检举人或者控告人的应当告知其处理结果。

　　第三十条 行政效能监察对象对行政效能过错责任追究不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程序办理。

　　第三十一条 行政效能过错责任追究的处理结果视干部管理权限抄送同级组织或人事部门，作为考核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机关和组织可参照本办法进行机关效能监察。

　　第三十三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效能责任追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监察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2002年4月6日发布的《荆门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摘要：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不断发展与壮大，但是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却少有“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争取地位法制化、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是非正规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试从宪政经济法学的视域下探求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

　　关键词：农村 非正规金融组织 宪政经济法学 法律规制

　　农村之金融关乎三农之全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壮大顺应了我国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利益需求。短短六年间，政策的大力扶持成就了时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蓬勃兴起，非正规农村金融有望由正规农村金融的“辅助”、“次要”和“补充”，发展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应正视，相关立法的空白以及配套机制的缺失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埋下了诸多隐患，亟需我们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深入强化“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宪政经济法学释义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概述

　　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相对于官方的正规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部门。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定义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有效监管范围之外，由市场主体自发创造，服务于正规金融难以有效满足其金融需求的市场主体的金融活动。[1]在我国，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经济二元结构的必然产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见于学术文献，被习惯性俗称为“民间金融”[2]、“体制外金融”等，笔者尝试性地将其概括为以下七类（见表一）。

　　　　表一：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及其法律状态一览表

主要类型　　　具体表现形式 　　　　　　　　　 规范化程度 法律状态

商业化银行　　农村民营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民办信合　高　　　合法

小额信贷　　　扶贫贴息贷款、小额贷款公司、私人银行　高　　　合法

社会保障　　　保险公司 　　　　　　　　　　　　　　 中　　　合法

民间自由借贷　个人或家庭之间自发的直接借贷、租赁　　低　　　合法

社会性聚会　　合会、摇会、台会、标会　　　　　　　　低　　　未规制

民间集资　　　典当行、信托投资公司、股权投资机构　　中　　　被抑制

其　 他 　　　农村合作基金会　　　　　　　　　　　　中　　　政策性取缔

　　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学家爱德华•S•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一针见血的指明，金融抑制应该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体制性根源，主张打破政府当局进行金融抑制（行政抑制或税收抑制）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彻底改革金融体制，大力扶持农村金融组织，打破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通过金融机构多样化，把发展中国家不同层次的经济与金融结合起来，消除区域经济的两极分化，实现经济平衡增长。[3]因此，经济的发达水平越高，金融的组织结构越丰富，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也就越多样化，反过来又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无疑为我国统筹城乡中“乡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

　　（二）研究视域中的“破”与“立”

　　中国长期以来对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主要框限于制度经济与公共管理两种视角，缺乏关乎法律规制之强化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安排。有的学者甚至担忧“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有成为经济学奴隶的危险”。毕竟“在经济学那里，‘稀缺’和‘效用’是核心问题；而在法学那里，‘秩序’和‘正义’才是问题的核心。”[4]学界现有的研究主题却很少深入农村经济组织内部，而从法学意义上阐释农村经济组织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从立意上讲，本文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视角探求农村经济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的尝试可谓是有破有立，且又切合时宜。

　　在边缘经济学的视野中，宪政经济法学涵盖了经济学、政策性和法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关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法律规制与立法保障问题。第一，宪法与宪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宪政经济法可以看作是“私法公法化”的新型表现形式。日本学者美浓布达吉认为，公法关系不但在其权利义务的关系上和私法关系共通，即在权利义务的内容及种类上，公法和私法大部分亦是共通的。[5]理论与实践、公权与私权、现实阐释与未来预测的有机结合顺应了新的经济形式对新型法制的要求。第二，宪政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结合并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更应该是具体制度的结合才能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产生良性互动。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演进过程中，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效益”以及“利益最大化”，难免会走向以牺牲长远利益来获取眼前发展的罪恶深渊；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部门法对农村经济利益的个别规制，势必会导致城乡贫富差距以及社会分配关系的不公正、不均衡发展。而若从基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的综合视角整体把握，将农村金融中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的文化基础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方能实现我国城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层面，宪政经济法学的制度范畴非常广泛而立体，但笔者认为，农村金融问题主要与其中的财富配给制度相关。[6]首先，财富配给离不开国家的适度干预，服务型政府的善治是制度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国家运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进行的宏观调控，由此可知，完善农村金融立法体系，加快区域性、机构性转移支付制度的启动，优化财富配给制度中的再配给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法制化的路径选择；其次，公平正义是财富配给制度的价值追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实现行政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和谐。

　　二、新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改革的法律困境

　　美国著名传播学学者韦尔伯•施拉姆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变革常常从农业开始。”[7]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金融市场面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杂牌军”，其组织形式多变，随意性大，稳定性差，极易成为与“非法金融”相混淆的灰色地带，迫切需要得到国家的正名和认同；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排头兵”，缺少成熟的准入、运行与退出机制，极易给各类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缺乏“理性思考”与“法治关怀”的农村金融改革之路依然困难种种、障碍重重，如何变体外循环为体内循环，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关乎农村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内在缺陷易发风险危机，监管不力诱发体制漏洞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道德为根基的非正规金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首先，非正规金融组织不具备正规金融组织的制度规范性与程序正当性，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对每笔贷款的贷前、贷中、贷后都进行严密、细致而周详的调查与审查，于是贷款者很难对借款者的信誉档案、贷款用途及还贷能力等达到应有的了解程度，由此导致了非正规金融组织风险的与日俱增。其次，欠缺严明的配套约束机制。以监管时间性为准，可将监管方式分为事前审查、事中跟踪调查和事后监督三种。事前审查侧重于对贷款前的身份验证、诚信测评、还贷估测等借贷一方关联信息的知悉与掌控，属于风险评估与防范机制的范畴；现代金融的功能往往集中于市场之上金融交易的过程之中，事中跟踪调查侧重于对借贷程序的严格遵守，属于正当程序的范畴；而事后监督则侧重于追究违反借贷规则的一方的法律责任。主要萌生于农村熟人社会的非正规金融组织，习惯于依赖潜规则与内心自制的约束，无论是监管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都相当匮乏。

　　（二）缺乏金融法制的立法理念、守法意识和法律定位

　　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尤其是传统和贫困农区由于个体收入水平偏低，正规金融机构愿意提供的金融服务水平也相对较低，换言之，农户的收入状况构成其预算约束，决定了其金融需求的总体水平。一些非法分子趁人之危难，钻法之漏洞，高利放贷后挥霍、滥用甚至卷款潜逃，在人们心理上投下了“非正规者非法”的阴影。尤其是地下金融，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对法律权威的挑衅、对社会安定的威胁以及对经济秩序的扰乱，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历史上长期对其实施打压、抑制的消极政策，形成了现在金融立法滞后在先，立法理念滞后尤甚的消沉局面。从我国规范非正规金融的有关法律法规看，我们一直采取的是金融抑制政策，视非正规金融为正规金融的对立面，单纯使用“一刀切”的办法，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一律限制或者禁止，不让非正规金融有一点点生存的空间和余地。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更是行不通的。此外，农村金融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其受重视程度离发达国家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