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契约：经济法的理论进路
肖义方
法是通过对行为的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1]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商品的交换行为中，这种交换行为在经济上体现的是交易，在法律上就体现为契约。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河中，民法的契约制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越来越多的谈论契约的衰落，美国权威的私法学者干脆宣告了“契约的死亡”，[2] 主张由侵权法吸纳古典契约法。正当法学界宣告契约死亡时，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把“契约分析”开发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不得不令人愕然。契约真的死了吗？死亡的是什么契约？死亡的契约能由侵权法吸收吗？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分析个别性契约开始。
一、个别性契约的民法属性
在民法制度下，契约是完全独立对等的单个人之间通过自由谈判缔结的协议，与契约以外的其他的人、事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把这种契约称为个别性契约，把这种契约理论称为原子化契约论，意即该理论将契约主体与契约本身都视为独立的原子。美国契约法学者麦克尼尔（I. R. Macneil）将这种契约称为单发契约（discrete contract），他分析了美国《第二次契约法重述》给出的经典定义：“所谓契约，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法律对于契约的不履行给予救济或者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契约的履行为义务。”后认为，这个定义揭示了传统契约的本质特征，即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所谓承诺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意思表示，通过这种表示，使受诺人相信已作出了一项允诺（commitment）”。麦克尼尔对承诺的要素作了归纳，他认为承诺意味着确信人类的意志力能影响未来，即确信一个人现在能够影响未来，应当具备五个因素（1）承诺人的意志；（2）受诺人的意志；（3）为限制未来的选择采取的现时行为；（4）交流；（5）可度量的互惠性。从这五个因素出发，麦克尼尔给出了自己对承诺的理解：“承诺就是在当前交流一个从事互惠性的可度量交换的允诺。”这种规划未来交换的强有力的机制，是个别性契约的本质。[3]
在麦克尼尔眼里，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契约具有如下特点：
1、交易当事人的数量有限，理想状态下只有两个当事人；
2、当事人交易的目的单一，只是为了双方都十分明确的某一具体经济交换，这个经济交换是可量度的、互惠性的、一次性的；
3、当事人意志是绝对自由的，除了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不需考虑任何社会关系；
4、达成契约通过要约和承诺形式进行，当事人双方都可以理性预期，权利义务都能在契约中明确界定；
5、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只对当事人双方有意义，不对其他任何社会关系产生影响；
6、对于将来情势的变化，当事人需要通过再谈判或购买保险合同来解决，如果出现违约，可以寻求与双方无关的第三方来解决。
这六个特征基本上概括了个别性契约的要点。总体上看，这种契约观把当事人看作是理性预期的，把交易和契约看作是连续可分的和一次性的，把未来的变化看作是可通过概率估计的及可保险的，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现货合同的延伸。显然，个别性契约是一种完全契约，它表现为契约条款在事前可明确地写出，在事后能完全执行；当事人能准确估计契约执行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在签约前预先加以协调处理；一旦达成契约，必须自愿遵守其条款，若有纠纷、可自我协调，若协调不成，通过一个外在的第三方强制裁决和执行。[4]新古典经济学和近代民法学不约而同地对这种个别性契约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契约制度。
严格来讲，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交易仅仅是一种理论抽象，任何一个交易，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只与交易双方当事人相关，它还涉及到许多其他社会因素，至少，这个交易为什么值得信赖，是因为有一系列习惯、道德和法律等制度规范作后盾。这些制度规范的背后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因此，任何交易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影响，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将社会秩序假设为既定的，将主体之间的交易用契约法规范起来。随着经济关系的高度社会化，传统的条件被打破，我们不可能仍然生活在过去那种变动缓慢甚至相对静止的世界，我们就应寻求新型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而不是固守陈规。比如，一个典型的买卖交易，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其契约关系可以认为是个别性契约，由传统契约法来调整。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买方市场或者是卖方市场，[5] 如果还站在传统契约法的基础上，那会有损于法律的实质正义与公平。因此，在现代经济关系中，交易并不都是靠承诺性的契约来完成的，非承诺性契约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企业的组织体系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新型的现代契约关系作理论研究。
二、社会化契约的经济法属性
麦克尼尔看来，民法把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看得过于表象化，以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契约制度与现代经济中交易的广泛联系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契约关系并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安排交换于未来”的过程，他把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所谓关系契约就是“当事人之间在规划将来交换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6] 麦克尼尔的契约定义摆脱了“承诺”的限制，把大量的非承诺性关系纳入了契约的范围，使契约与习惯、组织、社会性交换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锁链，因此，我们可以把关系契约可以称作为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与个别契约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1、社会化契约并不象个别性契约那样具有明确的合同关系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现代契约关系不是当事人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而缔结的，更多的是在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的结构中组织起来的，其背后是渗透到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之中的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但是，组织听命于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并不听命于利益相关者个人，就每一个利益相关者来说，他既是制定契约的力量，又是契约的被迫接受者，正是这种共同参与和个别接受的矛盾关系，才使传统的民法制度无所适从，面对这种复杂的契约关系，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契约规则失效了。
2、现代契约关系中存在契约性团结或共同意识，人们出于一定的目的会通过集体交换和再分配的程序组织起来，如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第三部门”。由于现代交易错综复杂，当事人必须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就某些事件或交易本身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具体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相互的沟通，不仅是信息上的，还有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在沟通的过程中，会产生习俗、文化等非正式的规则和正式的法律制度，用以规范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同时，这种沟通增进当事人的信任，从而增加了他们合作的可能。
3、社会化契约关注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整体利益。整体利益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集体利益不同，集体利益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的，整体利益是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融合，代表着大多数的个体利益。[7] 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保障是通过维护整体利益来实现的，但是整体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简单的加和，维护整体利益并不等于每一个个体利益都可以得到全面的满足，就具体个体而言，社会化契约可能只能满足他的部分利益，也可能暂时不能满足他的利益。在社会化契约中，个体利益虽然不必绝对服从整体利益，但应当尊重整体利益。
4、在社会化契约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例如在独立审计社会化关系中，审计技术本身就充满可度量性和精确性，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确定的资格考试和积累一定的经验才可以授予执业资格，这种执业标准是可度量的。同时，所有现代关系都涉及许许多多不可度量或不加度量的交换，如注册会计师的能力，执业资格只能量度达到从事审计职业所需的最低水平，对每一个够格从事审计事务的注册会计师，不能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精确衡量他们的实际能力。现代契约关系不但涉及到上述的具体性交换，而且包含有社会性交换。在社会性交换中，许多方面全部或大部分是没有度量或不能度量的，如人的威望、个人权力等。正是这种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的关系，才引发突破传统契约法的革命。
5、现代契约关系中出现了阻碍契约自由的权力、等级和命令。与古典契约中契约自由的精神相比，社会化契约逐渐加大了约束性力度，如企业组织内部的科层中上级对下级的约束，下级对上级的单方接受。这种约束不但体现在利益相关者个体对契约的单方接受上，而且还体现在“第三部门”组织的内部约束，如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注册会计师的约束。在社会化契约中，某一当事人个体的行为不但影响到他个体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如一个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败，不但自己须承担损害赔偿的不利后果，而且他的行为损害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声誉，现代契约关系授权行业组织对此进行事先的预防和事后的处理，通过行业组织的教育、惩戒达到维护行业群体利益进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6、社会化契约关系中存在权利和责任不对称的问题。社会化契约产生的基础是通过付出较小的社会成本而获得巨大的社会利益，从而节约交易成本。社会化契约中具体当事人履约获得的个人收益往往是有限的，而履约产生的社会性收益却十分巨大，当然违约的社会损失亦十分巨大，即当事人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化契约的当事人有可能造成“不对称损害”。[8] 契约关系的当事人为了获得非常有限的利益，可能对社会化契约中的其他人施加巨大的损害。因为社会化契约中的契约关系人众多，个人的利益并不总能与整体的利益保持一致，随着现代社会中生产的专业化不断加剧，大大增加了施加不对称损害的可能性。例如，一个注册会计师为了相对很少的审计公费，而做出欺诈性的审计报告，结果使大量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证券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安达信的财务造假案就是实证。这种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称，或者说损害的不对称对民法的补偿性赔偿制度提出极大的难题。以独立审计为例，按民法的赔偿原则，注册会计师一旦造成损害，要承担经济赔偿将是天文数字，其直接后果是无人敢进入审计行业，行业逐渐萎缩，使旨在节约交易成本的独立审计制度不复存在，进而更加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大大妨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可见，社会化契约从本质上突破了个别性契约的樊篱，它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与统一，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建立在个别性契约基础上的民法不可能通过所谓“私法公法化”的改良而适用之，它已经表现出一种质的不同，必须有新的法领域走向前台，这个法就是经济法。
三、经济法：调整社会化契约的法
证券市场独立审计是一种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关系既不同于传统的民事契约关系，也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而是国家的经济职能与政治职能分离，借助社会中间体的力量，使传统的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构成公共的私人领域后形成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才是经济法关系。
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是不同的概念，虽然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都起源于罗马法的契约理论，蕴涵着同质的契约思想，但是两者的法学意义根本不同。社会契约通过理论虚构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自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虽然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契约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但主要仍是解说国家政治权力的学说。不管是在霍布斯描述的原始混沌的恐怖状态下，还是在洛克描述的自由、平等的和平状态下，人们都是通过让渡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建立起国家，形成规范的制度，从而对人们个人的自然权利有所限制。[9] 人们牺牲部分权利的目的是要求国家提供确保人们自由与安全的服务，这种服务通过由人们让渡的权利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治权力而实现。洛克认为，在人们拥有的自然权利之中，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可以让渡的，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属于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但不可让渡，而且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因此，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干涉人们的财产与自由权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但追求拥有财产，而且更渴望财产通过交换而增值。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分工并不复杂和精细，由交易引发的竞争完全而充分，交易过程相对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交易，只需国家提供交易规则和通过强制力保护交易，制裁违约行为。于是，传统契约法发达，国家处于“守夜人”的角色。那个时代的国家只具有政治职能，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完全分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社会分工精细而复杂，完全竞争由垄断竞争所取代，人们之间的交易过程不再单纯，参与同一交易的主体不再限于相对双方，而可能是庞大的群体。群体中必然存在复杂的关系，我们把群体中两两之间产生的传统契约关系称为个别性契约关系，群体中可能会产生许多个别性契约，而这些个别性契约之间又通过主体内部的相互关系结成契约链，我们把形成链的个别性契约的集合称为契约群，而将群体的整体或者群体的部分达成的契约称为群契约，群体内达成的群契约亦可能有许多。契约群和群契约的集合构成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
在社会化契约关系中，由于契约主体众多，契约关系复杂，契约主体为了实现契约目的，往往在自己精力和能力不济的情况下，需要寻求代理人，而且，庞大的交易群体内部如果通过两两谈判达成社会化契约的话，需要巨大的签约成本。于是，正如前所述，契约当事人通过约定，选择国家（政府）作为共同的代理人，赋予了国家新的经济职能，国家以经济职能的角色向公民社会渗透，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可见，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至少有二点不同，一是社会化契约是现代经济关系的法律化，是产生国家经济职能的基础；而社会契约是国家理论的虚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理论解。二是在社会化契约中，公众的经济权利是完整的，人们的财产和自由依然没有让渡给了国家，也不是从国家那里把让渡的权利收回来交给社会中间层（第三部门），[10] 而只是委托给国家代理；在社会契约中，公众的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国家，其权利受到限制。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这两点区别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社会契约授予国家以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基础，由于公众将形成政治权力的权利已经让渡给了国家，那么政府享有完全的支配权，公众只享有间接的监督权。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法是行政法，在行政法的范围内，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国家强制力来行使。而社会化契约只授予国家的代理权，国家行使代理权利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不能与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混淆，如某行业达成同行之间公平竞争的社会化契约，而有人违约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同行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家（或通过行业组织）可以行使代理权要求违约方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受害人损失。如果被代理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国家不能直接使用强制力，只能寻求司法解决。如果国家不主动行使代理义务，公众或者同行的个体有权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并要求国家赔偿违反代理契约造成的损失，或者通过司法起诉要求国家履行代理义务。以上这些法律关系既不可能是民事关系，也不可能是行政关系，只能是经济法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家行使代理权时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但是可以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所谓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是指国家根据行使代理权的需要，可以利用强制力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从事其他类似的抽象行为。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的区别从根本上把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别开来，使经济法初步走出了“管理”、“干预”的理论误区，为经济法责任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2] [美]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3] [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4] 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54-55页。
[5] 这种现象实质上是许多个别交易相互影响而积累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这些交易。因此，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交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化契约的一部分。
[6]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4.
[7] 蒋安：《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视点》，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8] See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102.
[9] 潘云华：《“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演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0] 有学者持这种观点，参见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2002年长沙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的决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的决定》的通知
（2002年9月12日 高检发诉字[2002]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的决定》已经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批准，现印发各地执行。如在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向公诉厅反映。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的决定
长期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牢固树立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思想，认真履行公诉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公诉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起诉权、不起诉权、抗诉权、刑事诉讼监督权等重要司法权，要求公诉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规范执法行为，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刑事案件数量的居高不下和庭审方式的改革，要求公诉部门提高干警素质，创新公诉机制，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认真贯彻“强化监督、公正执法”的检察工作主题，积极推动公诉工作与时俱进，现就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作如下决定：
一、树立正确的公诉观念，全面履行公诉职能
1、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公诉工作。增强大局意识，通过依法正确履行公诉职能，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维护稳定的指示精神，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公诉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保障国家政治安定、经济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正确认识公诉工作的地位，充分发挥公诉职能作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指控犯罪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公诉工作居于追诉犯罪的重要环节，在国家刑事诉讼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公诉职能是国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是刑事诉讼监督的有机组成部分。正确履行公诉职能，直接体现着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关系到国家的法治形象。
3、主动适应新的形势，确立公正和效率的司法理念。坚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思想，切实解决司法实践中轻视人权保障，忽视程序法的问题，注重依法平等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严格遵循公诉原则，正确执行刑事政策，把办案质量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4、牢固树立证据意识，提高运用证据的能力和水平。公诉工作的核心，是审查证据判断案件性质，运用证据指控、证实犯罪。审查证据材料必须全面、客观，既要注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证据的审查，也要注意对无罪、罪轻证据的审查。准确把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研究制定常见犯罪的证据参考标准，不断提高运用证据的能力和水平。
5、积极倡导创新精神，努力推动公诉改革。公诉改革是推动公诉工作发展的动力。公诉改革应以维护司法公正，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和办案质量为目标，积极探索合理的诉侦体制、诉辩体制和诉审体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诉制度。公诉改革要在国家基本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遵循诉讼规律，立足国情，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推进。
二、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强化公诉业务工作
6、依法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部门)取证。加强同侦查机关(部门)的联系与配合，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坚持对重大案件适时介入侦查，依法引导取证活动。按照出庭公诉的要求，对侦查机关(部门)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和完善证据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7、依法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于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对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徇私舞弊、非法取证、任意改变强制措施和其他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加大追诉漏罪、漏犯力度，防止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
8、注意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严格执行告知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知悉其刑事诉讼权利。认真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申诉、控告，客观、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帮助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聘请律师的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在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时，尊重被告人的意见，将被告人同意作为适用的前提条件。
9、支持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在审查起诉阶段，支持律师及时介入刑事诉讼，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为律师调查取证提供条件，认真听取其辩护意见，准确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研究、探索证据交换的模式，探索实行控辩双方在审判前相互交换证据材料和信息，促进司法公正。
10、依法行使不起诉权，推动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对存在较大争议并且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公诉部门审查后准备作不起诉处理的，可以进行公开审查。在审查中充分听取侦查机关(部门)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等方面的意见，保证不起诉决定的公正性。
11、推行案件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基础上，对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积极建议或者同意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积极尝试普通程序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的改革，合理使用司法资源，集中时间和精力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12、以出庭公诉为中心，提高出庭公诉水平。要改革审查起诉审结报告的传统模式，以制定出庭公诉预案为基础，充分做好庭审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出庭公诉中推广运用计算机多媒体示证系统，积极鼓励证人出庭作证。适应庭审对抗性、辩论性增强的要求，不断提高公诉人法庭质证水平和辩论技巧。公诉人出庭公诉要讲事实、讲证据、讲法律，不仅对定罪提出明确意见，而且对量刑提出具体建议，以理服人，树立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良好形象。
13、提倡检察长、主管检察长亲自办案、亲自出庭。检察长每年至少办理一件、主管检察长每年至少办理两件由本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并出席一审法庭支持公诉。各级院领导应当通过抽查案件、跟庭旁听、观摩评议等形式，检查、指导和促进公诉工作。
14、强化审判监督意识，加强刑事审判监督。按照“慎重、准确、及时”的原则，对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反映强烈的案件，坚决依法提出抗诉。严格掌握抗诉标准，提高刑事抗诉案件的办案质量，保证刑事抗诉的准确性；既要重视对有罪未判的案件提出抗诉，也要重视对重罪轻判案件提出抗诉，还要重视对轻罪重判案件提出抗诉，保证刑事抗诉的全面性。对刑事审判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15、加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提高公诉工作整体水平。按照公诉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制定相关工作规程，建立健全公诉工作运行机制。不断完善起诉案件、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定期组织案件考评活动，逐步提高办案质量。全面推广普通话出庭，规范法庭用语。严格按照《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格式(样本)》的要求，制作规范的法律文书。坚持和完善复议复核制度、备案审查制度和案件检查制度。
三、加强对公诉工作的领导，建设高素质的公诉队伍
16、加强对公诉工作的领导，高度重视公诉工作发展。各级院领导应将公诉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公诉改革、公诉队伍建设、公诉工作规范化管理等问题，从人力、财力和精力等方面提供充分保障。上级检察院要强化宏观指导，注意发现和解决下级检察院公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对大要案、疑难复杂案件公诉工作的指导。下级院对遇到的重大问题、重大事项、重大案件要及时请示报告，对上级院的决定坚决执行。
17、提高公诉人的职业水平，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公诉队伍。积极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严格按照高检院规定的条件与程序选任主诉检察官，保证主诉检察官由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能独立办案的检察官担任。每位公诉人每年至少要进行15天以上的业务培训、调查研究和理论学习。通过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等活动，培养一批掌握各种刑事案件出庭特点和技巧的专家型公诉人。
18、充实公诉部门的办案力量，确保公诉队伍的战斗力。各级检察院应根据年受理起诉案件的数量等公诉任务，合理确定公诉部门人员数量。刑事案件发案率较高、起诉案件数量较大的地方检察院，应适当增加公诉人员数量。注意保持公诉骨干的相对稳定，避免优秀公诉人才流失。
19、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严格执行办案纪律。对主诉检察官等公诉人员的监督制约工作，必须建立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与日常管理、年度考核结合进行，注意将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相结合，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平时监督与定期监督相结合。坚决查处公诉队伍中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对有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等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0、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保障公诉工作顺利进行。各级检察院应保护公诉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根据公诉人员的出庭特点和办案数量，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予必要的鼓励。对符合条件的主诉检察官，优先解决其职级待遇，有条件的检察院应向主诉检察官发放岗位津贴。积极争取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保障开展公诉工作必需的经费、物质条件和技术装备，特别是要按照科技强检的要求积极配备计算机多媒体示证系统，开发适用于各项公诉业务的计算机管理系统，提高办公自动化、办案现代化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