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不能犯学说
---- 兼论《澳门刑法典》关于不能犯未遂的规定

赵国强


关键词: 绝对不能犯；相对不能犯；未遂；法益；危险性
内容提要: 关于不能犯的性质，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素有未遂行为说和非罪行为说之分。关于不能犯的概念，未遂行为说又可分为广义的不能犯未遂和狭义的不能犯未遂，前者包括绝对不能犯未遂和相对不能犯未遂，后者则仅指绝对不能犯未遂；而非罪行为说中的不能犯，则相当于绝对不能犯未遂。通过评析，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绝对不能犯未遂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不能犯未遂。区分绝对不能犯未遂和相对不能犯未遂，应当在行为人认识的基础上，以经验法则去判断行为人的行为对法益是否具有现实的危险性。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不能犯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从立法上看，不少国家或地区的刑法典总则，都对不能犯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德国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瑞士刑法典》、《韩国刑法典》、《葡萄牙刑法典》等，都有关于不能犯的规定。《澳门刑法典》受《葡萄牙刑法典》的影响也不例外。根据《澳门刑法典》第22条第3款的规定，“行为人采用之方法系明显不能者，或犯罪既遂所必要具备之对象不存在者，犯罪未遂不予处罚”，这一规定讲的就是不能犯问题。但是，应当指出，鉴于不能犯问题的复杂性，要正确把握《澳门刑法典》总则第22条第3款关于不能犯未遂的规定，必须对大陆法系刑法中有关不能犯的基本理论，尤其是不能犯性质的学说及其立法有所了解，否则不可能正确掌握和解释《澳门刑法典》第22条第3款的规定。

　 一、关于不能犯性质的两种学说

　 不能犯的性质，涉及不能犯与犯罪未遂之间的关系问题。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围绕着不能犯究竟是不是犯罪未遂，不能犯和一般的犯罪未遂是否有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区别的标准又是什么等问题，在理论上展开了长期的争论。从目前理论界的讨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以德国学者为主的未遂行为说和以日本学者为主的非罪行为说两种学说。

　 （一）未遂行为说

　 1．未遂行为说的理论依据

　 所谓未遂行为说，顾名思义，就是将不能犯看成是犯罪未遂的一种形态，该说的理论依据主要建立在主观说的基础之上。因为在犯罪未遂的处罚依据问题上，主观说强调的是行为人对法秩序的敌对意识，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的危险性，故认为犯罪未遂的本质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敌视法秩序的犯罪意识。正是根据这种主观理论，“特定的已实行的行为在造成特定的结果方面，要么只能是能犯未遂，要么只能是不能犯未遂，也就是说，要么有因果关系，要么没有因果关系，而不存在或多或少的因果关系。缺少客观构成要件的未遂的本质特征，存在于行为人的意志的体现上；而行为人这种意志的体现以同样的方式也存在于所谓的不能犯未遂中”。{1}这一认定犯罪未遂本质特征的主观理论在19世纪后半叶得到了德国法院的“完全赞同”。{2}因此，德国刑法理论的主流观点是根据主观说理论，将不能犯划人犯罪未遂的范畴；这样，在理论上，不能犯就成为犯罪未遂的一种表现形式，学者们通常在表述时也将不能犯称之为不能犯未遂；在立法上，《德国刑法典》第23条第3款则将不能犯明确作为犯罪未遂加以规定。除《德国刑法典》外，对不能犯采用未遂行为说的立法例还包括瑞士、葡萄牙、韩国等国家的刑法典。

　 2．未遂行为说的处罚原则

　 即便对不能犯采未遂行为说，对不能犯未遂是否可罚，学者之间的看法也并不一致，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立法例。

　 (1)区别说。该观点认为，不能犯未遂尽管属于犯罪未遂的范畴，但是否可罚必须有所区别。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费尔巴哈认为，只有具有危险性的未遂行为，才应得到处罚；为此，他将不能犯未遂分为两类，即绝对不能犯未遂和相对不能犯未遂。绝对不能犯未遂是指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对法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有危险性的不能犯未遂，如费尔巴哈认为，行为人用“想象的毒药”下毒杀人，或者将死人当活人加以杀害的未遂，就属于绝对不能犯未遂，因该类不能犯未遂对法益不具有任何危险性。而相对不能犯未遂是指实行行为虽在当时具体情况下不可能实现行为人预期的目的，但在一般情况下却足以实现行为人预期的目的，也就是对法益具有危险性的不能犯未遂，如用已损坏的手枪杀人构成的不能犯未遂，向穿有防弹衣的仇人开枪构成的不能犯未遂，因都对法益具有危险性，故属于相对不能犯未遂。在此分类基础上，费尔巴哈作了区别对待，他认为，应受处罚的是相对不能犯未遂，而绝对不能犯未遂不应予以处罚。

　 在立法上，有的国家的刑法典对不能犯未遂的处罚采用了区别说。例如，根据《韩国刑法典》第27条规定，“因实行的手段或者对象错误，致使结果不可能发生，如果存在危险性，仍予处罚，但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该规定所指的不能犯未遂显指对法益具有危险性的相对不能犯未遂；言外之意，如果对法益不具有危险性，不能犯未遂就不属于处罚的对象，而这种不属于处罚对象的不能犯未遂，也就是指绝对不能犯未遂。可见，《韩国刑法典》关于不能犯未遂的处罚规定，实际上是采用了区别说：对绝对不能犯未遂不予处罚，对相对不能犯未遂则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2)不可罚说。该观点与区别说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认定不能犯未遂的概念不同。因为在区别说看来，不管是绝对不能犯未遂还是相对不能犯未遂，都属于不能犯未遂，只不过前者是不可罚的，而后者是可罚的。但在不可罚说看来，不能犯未遂只能是指对法益不具有任何危险性的绝对不能犯未遂，对法益具有危险性的相对不能犯未遂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不能犯未遂；这样，不可罚说就将相对不能犯未遂排除在不能犯未遂的概念之外。正因为持不可罚说的学者对不能犯未遂的概念作了严格限定，排除了相对不能犯未遂，所以其才对不能犯未遂采用了不可罚说，实际上也就是认同区别说关于不处罚绝对不能犯未遂的观点。

　 在立法上，有的国家的刑法典对不能犯未遂明确规定不予处罚。例如，根据《葡萄牙刑法典》总则第23条第3款规定，“行为人采用的方法为明显不能的，或成立犯罪既遂所必须具备的对象不存在的，犯罪未遂不予处罚”。{3}毫无疑问，《葡萄牙刑法典》因对不能犯未遂采用了不可罚说的立场，所以，如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葡萄牙刑法典》第23条第3款所讲的不能犯未遂，只能是指对法益不具有任何危险性的绝对不能犯未遂，而并不包括对法益具有危险性的相对不能犯未遂；否则，如果认为对相对不能犯未遂也是不予处罚的，则显然有悖于立法原意以及大陆法系基本的刑法理论。

　 (3)可罚说。该观点认为，不能犯未遂既然属于犯罪未遂的范畴，那就应当具有可罚性，其可罚性的依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危险性。可见，对不能犯未遂采可罚说的理论依据还是主观说理论。当然，这里所讲的可罚性只是针对不能犯未遂的性质而言，而非一定要处罚；但即便是对不能犯未遂的行为人免除刑罚，也没有改变不能犯未遂的可罚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不能犯未遂采可罚说的前提下，理论上所指的不能犯未遂概念究竟是包括了绝对不能犯未遂和相对不能犯未遂，还是只包括绝对不能犯未遂而不包括相对不能犯未遂，学者的解释也是不同的。从立法上看，主要包括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立法例。

　 ①广义说。所谓广义说，是指将绝对不能犯未遂和相对不能犯未遂都纳入不能犯未遂的概念范围内，即将其全部视为不能犯未遂，然后再以对法益有无危险性为标准，对两种不能犯未遂分别规定不同的处罚原则。例如，根据《瑞士刑法典》第23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实施重罪或轻罪的方法或对象事实上不可能使犯罪行为实施终了的，法官以自由裁量减轻处罚”；该条第2款又规定，“行为人因无知而行为的，法官可免除其刑罚”。笔者认为，从该条两款的关系考察，第1款应当是指相对不能犯未遂，因尽管对法益具有危险性，但毕竟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达至犯罪既遂，所以规定减轻刑罚；而第2款指的是“因无知”而构成的绝对不能犯未遂，因此类不能犯未遂对法益不具有危险性，所以规定对其免除刑罚。

　 ②狭义说。所谓狭义说，就是指仅仅将绝对不能犯未遂纳入不能犯未遂的概念范围之内，从而在不能犯未遂概念中排除了相对不能犯未遂，并对绝对不能犯未遂采减轻或免除刑罚的立场。采狭义说立法例的如《德国刑法典》。因为根据《德国刑法典》第23条第3款关于不能犯未遂的规定，只有当行为人出于严重无知而对行为对象和手段认识错误的情况下，才构成不能犯未遂，对不能犯未遂可免除刑罚或酌量减轻刑罚。很显然，同上述《瑞士刑法典》所说的“无知”一样，所谓“严重的无知”，就是指“对众所周知的原因关联的十分荒唐的想法，例如是认为可以用吓唬人的玩具手枪击落飞机。行为人在这里发生的错误，必须是对每个具有一般经验知识的人而言都是一看就知的”。 {4}学者的解释表明，因“严重的无知”而构成的不能犯未遂，实际上就是指对法益不具有任何危险性的绝对不能犯未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关于划分绝对不能犯未遂和相对不能犯未遂标准的争论，虽然“一百多年前就已逐渐放弃对这两者加以区别—但这并不能阻止立法者再次将这种差异规定在第23条第3款里，该条里所指的，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犯罪的未遂”。{5}由此可见，在德国刑法理论中，只有对法益“根本”不具有危险性的绝对不能犯未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能犯未遂；反之，对法益有危险性的相对不能犯未遂，即使客观上不可能既遂，也不属于《德国刑法典》第23条第3款所指的不能犯未遂。

　 （二）非罪行为说

　 非罪行为说在日本刑法理论界是一种主流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该学说认为，未遂犯与不能犯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未遂犯属可罚的行为，而不能犯属不可罚的行为；所以，区分未遂犯和不能犯，其实质就是区分罪与非罪，由此就形成了不能犯的非罪行为说，即不能犯不属于可罚的犯罪未遂行为，而是一种不可罚的非罪行为。如有日本学者认为，“不能犯没有处罚的必要，不成为未遂犯。有见解把不能犯的本质解释为不可罚的未遂，但是，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可罚的未遂并不仅限于不能犯的情形。应该认为，不能犯的本质是缺乏实现犯罪的危险性的行为”。更有日本学者认为，“在行为人的主观上即使以实行某种犯罪的意思实施行为，但行为的性质上完全不能发生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时，由于不能说是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不成为未遂犯。这样的行为叫不能犯。在德国虽然称为‘不能未遂’，但由于从开始就是没有构成要件符合性，不成为未遂的行为，因而称为不能未遂是不确切的措辞”。{6}基于此，日本学者在解释不能犯时，通常不会使用不能犯未遂的表述，而是强调不能犯与未遂犯的区别标准，而这种标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行为对法益有无现实危险性展开的，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危险说。

　 1．抽象的危险说

　 该说以行为人认识的情况为基础，然后根据社会上一般人的认识来判断行为人预期进行的犯罪计划在客观上是否有实现犯罪的可能，即是否对法秩序具有抽象的危险。如果一般人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有可能实现犯罪意图的，就成立未遂犯；反之，没有可能实现犯罪的，就成立不能犯。例如，误将白糖当毒药投毒杀人，或投下的毒药剂量不足的杀人，就成立未遂犯。但是，如果行为人认为白糖本身能毒死人，或以为用诅咒等迷信方法能致人于死而杀人的，就成立不能犯。

　 2．具体的危险说

浅谈“宽严相济”在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办理中的适用

朱新山


【内容提要】自2005年党中央在总结长期以来维护社会治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开始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改变了83年以来的以“严打”刑事政策，开始强调对刑事犯罪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在具体实践中，“宽严相济”政策在检察机关的具体实践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就检察机关在实施这一刑事司法政策，具体在应用到审查逮捕、公诉以及职务犯罪侦查中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宽严相济 检察机关 刑事案件办理 适用

贾春旺检察长在2006年工作报告中指出：检察机关在履行批捕、起诉职责时，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对于轻微犯罪来说，应当依法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作用，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减少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缩短诉讼时间，使司法机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在具体实践中，“宽严相济”在检察机关的具体应用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我们更要清醒的看到，在适用过程中还是碰到许多问题和与之不相适应之处，如：“严”容易掌握但“宽”却难以把握；各司法机关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理解和适用不够协调；具体办案人员的思想素质和和执法素质的有待提高；对适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监督机制还有待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些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能充分发挥其重要意义和其司法理想的实现，下面笔者就检察机关在实施中，具体在审查逮捕、公诉以及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正确理解宽严相济是适用的的关键
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就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就是司法理念和执法实际相结合，“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问题上，学界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至的，那就是对于不同的犯罪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 法学教授陈兴良也认为：“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以济严，严以济宽，宽严有度，宽严审时”。其观点是对于“宽”与“严”加以区分，这是宽严相济政策的基本前提，宽严相就是“宽”和“严”是对立统一的，两者通过“济”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但都必须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的主题下。
首先要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司法思想上加以理解：我国古代《周礼•秋官•大司寇》中就有记载： “刑轻国，用轻典；刑常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左传》中记载：郑国子产执政，采取宽猛相济的政策。对此做法，孔子曾予以高度评价：“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宽严相济的执法思想历来以久，“一般认为，刑事司法只有刚性、没有柔性。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则提出了刑事司法工作也要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的要求，也就是说刑事司法也要刚柔相济。 可见在当前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着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其次是要具体来分析其字间深刻含义，“宽”是依据刑法规定和酌定情节，对实施的微罪轻罪犯罪分子、未成年人予以从宽处理。 “严”是依据刑法和社会形势需要，对严重危害性、暴力性的犯罪分子施以严厉刑罚，以震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体现 “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严打”原则。关键是在理解“济”的含义，“济”在辞典中有三层意义①过河；②救；救济；③（对事情）有益；成。这里的“济”可以理解成宽和严相融相济，二者相互协调、相互依附又互为联系。
再次要深刻理解其法律适用，与现行刑法原则和相关司法解释、政策规定相结合起来。我们在充分认识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对重罪实行严打政策的基础上完善了对轻罪从宽的一种新的刑事政策，其渗透了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宽处理轻罪原则等内容，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区别对待，应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有据，宽严适度。
最后还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宽严相济” 作为一种科学性的概念，可以说是一种司法理想，其现实本意应当是在社会主义法制进程中，对于一切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都应当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其在对社会发展过程的影响、违法的情节、造成的损害等因素，做出合法合理的处理。如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不追究等，以期达到既不会放纵违法犯罪，又起到警示教育和引导目的，还能符合和谐社会发展内在的要求和趋势。
二、“宽严相济”在刑事案件审查逮捕、起诉和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宽严相济”具体应用到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工作中，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重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例如黑社会组织犯罪、“两抢”犯罪(即抢夺与抢劫)等重大危害社会、公民的犯罪，对待此类案件要态度坚决，依法逮捕和起诉，并请求法庭依法从重处理；另一方面要对轻罪案件依照情节考虑不捕或其他措施，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即总体上从轻处理。
　　（一）、在审查逮捕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1、从执法理念上适用。逮捕措施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因有强制性限制人身自由措施而含有惩罚的特征，许多检察人员认为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就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就有徇私枉法之嫌，在把握不住“宽”的状态下，往往是先捕了再说，从而至使慎捕少捕政策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和适用，逮捕的适用率依然非常高，这一切都要求执法人员要尽快从以前的执法理念上转变过来，提高法律素养，充分运用好法律规定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2、从逮捕条件上的适用。从审查逮捕的要件来看，首先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这一要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这一要件，不好把握。因为刑法分则的条文中的所有罪名都规定了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什么情况下符合此规定，法律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是对适用“无逮捕必要的不捕”要件的规定，也是轻罪刑事政策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具体体现。但“无逮捕必要的应不予逮捕”法律并未明确提出，亦未对“无逮捕必要”的条件（情形）作出具体规定，实践中贯彻落实困难。又加上长期以来“严打”执法观念的影响，靠成适用范围的困难。 因而在无逮捕必要的适用上要扩展，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应当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不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同时避免嫌疑人特别是初犯、偶犯等在监管环境下受到交叉感染。
3、建立、健全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相关机制、完善案件管理机制和流程。在当前形势下，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建立、健全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相关机制的有关问题，如，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工作机制、有条件逮捕工作机制等，
（二）在审查起诉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1、扩大“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相对不起诉制度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精神以及个别化原则，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当前检察机关在适用相对不起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总体适用率偏低；对刑事犯罪适用率过低；对职务犯罪适用率偏高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立法所规定的适用范围狭窄，适用程序繁琐，检察机关内部机制的制约等。应当从制度上对合理行使不起诉裁量权进一步完善，如，从立法上，规范不起诉制度，扩大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范围；从监督制约机制上，取消“公诉转自诉”的规定，建立不起诉公开审查制度；从检察机关的管理体制上，简化不起诉裁量权内部运行程序，制定科学、合理的案件质量考核标准。
　2、扩大简化审和社会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两高一部”于2003年3月15日发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要把这两个《意见》的贯彻实施作为当前公诉方式改革的重点工作，作为提高公诉部门办案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作为落实“宽大”刑事政策的重大举措。将“可诉可不诉的不诉”这一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对于符合条件的，检察机关应当建议或同意适用。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能够简化审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者简化审理，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
3、建立暂缓起诉制度。鉴于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笔者建议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并建立暂缓起诉制度，一方面保护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免受羁押或被刑事追诉的条件；另一方面防止了刑罚可能的滥用和不适当的扩张，体现人文关怀，具有预防、挽救、教育、感化、打击并举的作用，同时节约诉讼成本。暂缓起诉作为一种介于 “起诉”与“不起诉”之间的中间措施，在实践中，可以从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年龄、悔罪表现等方面充分进行考虑：一是在犯罪性质方面，属于轻罪刑事案件；二是犯罪情节较轻，具有犯罪中止、自首、立功等情节；三是平时表现良好，未受过刑事处罚，系初犯、偶犯；四是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悔罪表现，积极退赔或者协助挽回损失；五是能提供担保或者交纳保证金，具备帮教条件的。
　　4、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确立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 刑事和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钝化矛盾，尽可能地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同时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避免加害人负面的标签效应；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刑事和解应有三方面基本要求：一是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做有罪答辩和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可由当事人自行调解；二是当事人和解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德；三是当事人和解后，无论在何阶段，相应的国家机关都应以此作为撤销案件的依据，只要被害人不同意进行和解的，司法人员不得强行进行刑事和解 。
　5、要体现出依法从严从重的适用。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与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矛盾，“严打”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严惩处。所以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意味着对“严打”政策的放弃，而是要求在宽严相济的框架中坚持“严打”方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片面追求从严惩处，从而做到严中有宽，更好地发挥“严打”的作用。 在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当中，还要继续体现出对严重危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的“严打”：一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主要包括：①严重危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如杀人、强奸、抢劫、绑架、贩毒等案件；②聚众性犯罪，如武装叛乱、暴乱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③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劫机劫船、涉枪犯罪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犯罪，如重大责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④有组织犯罪，主要是恐怖组织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⑤邪教组织犯罪；⑥贪污贿赂犯罪。
在实体上适用“依法从重”。所谓“依法从重”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导向的“从重”。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对适用对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评价；另一方面是实际处罚意义上的“从重”，即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范围内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二是程序上“依法从快”。所谓“依法从快”是指在法定的程序下，在法定期限以内，对适用对象及时审查、及时起诉，以达到有效地追究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的效果。　　
（三）“宽严相济”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我们在反贪污工作中对贪污受贿犯罪嫌疑人既要体现严，也要体现出宽。结合目前职务犯罪工作实际，总的说来，就是要一方面高扬利剑，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一些社会影响大，群众众反映强烈，对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贪污贿赂案件，同时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坚持区别对待，依法从宽的原则。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1、在线索初查阶段，“宽严相济”在案件的立案关口的适用。初查工作是当前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重要手段，对于一些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政策和法律规定不明确、有无社会危害性存在争议的案件，应当慎重对待，对社会危害不大，用纪律、行政等措施处理社会效果更好的轻微犯罪事件，尽量不用刑事措施。但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大，造成严重后果的贪污贿赂案件，查处应当及时、快捷，如果是不及时处理这些线索，不仅会损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部门的权威，更会激化社会矛盾。所以，应当及时、积极排查案件线索，深挖窝案串案，查处一些涉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大案要案，从而震慑职务犯罪，遏制腐败，预防犯罪。
2、“宽严相济”在案件侦查阶段的适用。一是要慎用、少用强制措施。对于主观恶性较小，又能主动认罪，积极配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在坚持原则且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尽量不使用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实行非羁押措施。因为强制措施无论轻重，也无论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近亲好友来说，对他们的身心都会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二是对于那些情节较重，态度顽固，没有悔改表现，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的犯罪嫌疑人一定要立即采用拘留、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而且态度坚决；三是对于在案件初查阶段百般抵赖、顽固抗拒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经过教育转变了态度，认罪服法，并且积极配合侦查工作的犯罪嫌疑人也可及时改变强制措施。
3、“宽严相济”在侦查终结阶段的适用。主要是正确地运用移送起诉和移送不诉措施，起到“惩防并举”的效果。对于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又真诚悔过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充分运用移送不诉的处理办法；对于罪行虽然较重，但能投案自首或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也可移送不诉。对于应当移送起诉的，也要本着对事实负责的态度，如实在起诉意见书上反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及认罪态度、自首、立功等依法减轻从轻的情节。
三、“宽严相济”适用时应当注意的的几个问题
1、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罪要实行非刑事化处理。
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是犯罪构成中的特殊主体。这两类主体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轻罪，通常其主观恶性不深。同时，未成年人犯罪与他们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有直接关系，若仅因一次情节较轻的犯罪而对其简单地处以刑罚，将他们抛向社会，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并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地在与学校达成共识、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并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对涉嫌轻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进行非刑事化处理——暂缓起诉。“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如能更好地体现起诉便宜主义精神，既有利于适应复杂司法实践需要的现状，又能够体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思想，同时暂缓起诉制度能较好地适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个性心理特征，能合理有效地配置司法资源” 。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符合“两高”相关的司法解释，也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2、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注重人性化办案，减少不和谐因素。司法实践的核心是保障人权，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尊重法律精神和法定权利、遵守法定程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尊重人，关心人，处处以人为本，充分维护和保障案件关系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的人权和其它合法权益。具体来说就是在案件批捕、公诉和侦查活动中要注重充分考虑到诉讼参与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特别是侦查活动中到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单位进行传唤、询问时，尽量采取低调的做法，减少和避免传唤和取证给当事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执行抓捕、搜查任务时，尽量避免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未成年人或病人在场；搜查中不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一般不扣押工资卡、工资存折，需要扣押、冻结的也为犯罪嫌疑人赡养、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注意维护企业声誉和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不轻易查封冻结企业账目、账户，不随意查封企业厂房、设备等等。
3、实施“宽严相济”，克服 “严易宽难”。
自八十年代开始“严打”以来，从重从快已成为惯性思维，“严打”刑事政策的负面效应就是导致社会对重刑的依赖，而刑罚并非越重越好，刑罚的来历性超过一定限度，会发生边际效应递减。” 在刑事检察工作中为了避免承担打击不力的责任，可捕可不捕的都捕了，可诉可不诉的诉了，怕的是放纵犯罪，过于强调严打，忽视了区别对待和宽严相济，忽视了办案的社会效果，这并不符合新的执法理念。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国子产病重，叮嘱太叔说：“我死后，必定由你执政。只有德行高的人能够用宽和的政策使人民服从，其次就不如用严厉的政策。被火烧死的人比较少，是因为火看起来让人害怕；被水淹死的人比较多，是因为水看起来懦弱而好玩。因此，实施宽和的政策难度大呀！”可见，“宽”的度的确是不易把握，“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远煌认为，宽严相济是惩办与宽大政策的新发展。从逻辑结构及语境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中，惩办在前，宽大在后；惩办是基础，而宽大是惩办的必要调节或补充。而在宽严相济政策中，宽是基础和前提，其更加强调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宽包含着应当和可以“宽恕”的绝大多数犯罪，尽量减少或减缓对社会生活的刑事干预。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中的宽大，受制于时代局限，其侧重于强调司法中惩治犯罪人时，要注意从轻发落和宽大处理。” 具体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过程中，要正确区分：对轻微犯罪从宽是不意味着一概从轻、不予追究，对屡教不改的累犯、惯犯即使轻微犯罪也应当按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严重犯罪从重也不是说一概严惩不贷，对某些罪行严重应当受到刑罚的严厉制裁的犯罪分子，但因其无主观恶性，并具有坦白或自首、立功等从轻情节，在从重处罚的同时也应体现出宽大的一面。

(1)参见黄京平：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法学新思维，《法学家》2007年第一期，P45
(2) 参见刘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定位与司法适用》，《法学》2007年第2 期，P21
(3) 杨兴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载《法学》2006第8期
(4) 李奋飞：《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建构》载《中国检察官》2006第5期
(5) 陈兴良：《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1日
(6) 刘炽，王建荣：比较与借鉴：暂缓起诉制度研究。《人民检察》2005（3）P39
(7)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规制》，载〈法学杂志〉2006第4期
(8)张远煌：宽严相济：减少对社会生活的刑事干预，http://www.jrj.com 《检察日报》2006年11月16日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