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规程（试行）》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规程（试行）》的通知
各保监局：
为规范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工作，提高非现场监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建立健全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体系，我会研究制定了《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规程（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各保监局根据实际情况，在非现场监管工作中组织试用，认真总结试行经验。
风险监测摘要、风险评估摘要、分类监管摘要等非现场监管分析报告的具体报送要求另行通知。
二○○六年一月十日
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规程（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工作，提高非现场监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建立健全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体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是指监管部门在采集、分析、处理寿险公司相关信息的基础上，监测、评估寿险公司风险状况，进行异动预警和分类监管的过程。
本规程所称监管部门是指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本规程所称寿险公司包括法人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本规程所称寿险公司法人机构是指在中国境内经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并依法登记注册的人寿保险公司；本规程所称寿险公司分支机构限于寿险公司法人机构依法设立的省级（含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公司和地市级中心支公司。
外国寿险公司分公司视为寿险公司法人机构。
第三条 实施非现场监管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风险监管原则。实施非现场监管工作应以风险监管为核心，持续识别、监测、评估寿险公司的风险，进行异动预警和分类监管，促进寿险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二）法人监管原则。实施非现场监管工作应以寿险公司法人机构为主要监管对象，强化法人责任，将分支机构非现场监管结果纳入法人机构非现场监管体系。
（三）审慎监管原则。实施非现场监管工作应有效监测和评估寿险公司存在的风险，审慎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四）协调监管原则。实施非现场监管工作应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社会监督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与协调合作关系，以整合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
（五）监管一致性原则。实施非现场监管工作应设定统一的非现场监管工作目标，建立统一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确保非现场监管实施与监督的一致性。
第四条 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包括信息收集与整理、风险监测与评估、分类监管、信息归档与管理四个阶段。
第二章 信息收集与整理
第五条 监管部门应根据非现场监管的需要，全面收集反映寿险公司经营和风险状况的信息，包括数据信息和非数据信息。
第六条 监管部门应充分利用中国保险统计信息系统等各种信息渠道，逐步建立健全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信息收集体系。
第七条 监管部门应充分利用已要求寿险公司报送的各种信息进行非现场监管。对于其他需要寿险公司报送的信息，中国保监会应发布明确的非现场监管信息采集要求，确定信息报送的时间、方式、内容、频率和保密要求。
监管部门应督促寿险公司建立非现场监管信息报送制度。寿险公司应对所报送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负责。
监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可要求寿险公司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精算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审计或鉴证的资料。
第八条 监管部门应将日常监管中收集的现场检查信息、行政处罚信息、调研信息、信访投诉信息、高管人员信息等用于非现场监管。
第九条 监管部门应关注新闻媒体、独立评级机构等社会监督机构发布的寿险公司的相关信息，以及社会公众对寿险公司的评价等相关信息。对于可利用的重要信息，监管部门应在核实后用于非现场监管。
第十条 监管部门在监测与评估寿险公司风险状况时，应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对发现的寿险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或经营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予以确认和核实。
确认和核实的方式包括询问、要求提供补充材料、走访被监管机构、约见会谈等。
第十一条 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函件、传真、电子邮件的形式要求寿险公司相关人员对有关问题进行答复。
第十二条 监管部门要求寿险公司提供补充材料的，应发出《非现场监管信息报送通知书》（格式参见附件四之一），要求寿险公司就相关问题做出说明。
第十三条 监管部门走访寿险公司应坚持双人走访（至少两人）的原则，走访结束应当制作《非现场监管走访要情》（格式参见附件四之二），《非现场监管走访要情》应经寿险公司盖章确认。
第十四条 监管部门要求约见会谈，应发出《约见寿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谈话通知书》（格式参见附件四之三）。会谈结束应制作《非现场监管会谈记录》（格式参见附件四之四），《非现场监管会谈记录》应经寿险公司盖章确认。
第三章 风险监测与评估
第十五条 监管部门应及时利用收集整理的非现场监管信息，对寿险公司业务风险进行监测、预警，对寿险公司法人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综合风险状况进行分析、评估。
第十六条 监管部门应对寿险公司业务风险实施季度监测，对寿险公司综合风险状况进行年度评级。
第十七条 监管部门应对寿险公司的业务风险点进行识别，并建立业务风险监测指标体系，通过对业务指标的监测，实现异动预警。寿险公司业务风险监测包括指标监测、异动预警、异常原因分析、编制风险监测摘要四个阶段。
第十八条 寿险公司业务风险监测指标包括收入类、支出类、营销管理类、结构类四类指标（业务风险监测指标及监测方法参见附件一）。
第十九条 监管部门应对寿险行业的系统性异动情况和各寿险公司的个体性异动情况进行监测，并根据系统性异动分析和个体性异动分析的结果，对异常公司及其异常指标进行预警。
第二十条 监管部门应根据日常监管获取的信息对异动预警情况进行专业判断，对认为可能确实存在风险的异动情况进一步收集信息，分析指标异常的原因。
第二十一条 监管部门应编制风险监测摘要，反映指标的异动情况，揭示指标异常的原因及反映的问题，提出监管意见。
第二十二条 监管部门应针对寿险公司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的不同情况，各有侧重地进行风险分析和评估。寿险公司风险评估包括潜在风险水平评估、风险管理能力评估、确定综合风险等级、形成风险评估摘要四个阶段。
第二十三条 监管部门应分别对寿险公司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的潜在风险因素进行识别，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确定每一潜在风险因素的单项潜在风险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加权汇总后得到的总体潜在风险水平，划分单项及总体潜在风险水平等级。
寿险公司法人机构的潜在风险因素包括资产风险、负债风险、资产负债匹配风险和管理风险（具体评估要素和评分标准参见附件二）。寿险公司分支机构的潜在风险因素包括业务风险和管理风险（具体评估要素和评分标准参见附件三）。
单项及总体潜在风险水平等级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
第二十四条 监管部门应针对寿险公司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的不同风险管理职能，通过定性分析，确定单项风险管理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加权汇总后的总体风险管理能力，划分单项及总体风险管理能力的等级。（评估要素和评分标准参见附件二、附件三）。
风险管理能力等级分为：良好、一般、欠佳三个级别。
第二十五条 监管部门应根据寿险公司单项/总体潜在风险水平等级和单项/总体风险管理能力等级，按照下表所列的规则分别确定单项/总体综合风险等级。
单项/总体综合风险等级分为：很高、高、中、低四个级别。
单项/总体风险管理能力等级 单项/总体潜在风险水平等级
低 中 高
单项/总体综合风险等级
良好 低 低 中
一般 低 中 高
欠佳 中 高 很高
监管部门应将寿险公司本年度总体综合风险等级和前一年度总体综合风险等级进行比较，确定总体综合风险等级的变化方向。
总体综合风险等级的变化方向包括：下降、稳定、上升三个方向。
第二十六条 监管部门在评估寿险公司法人机构的风险状况时，应对资本和盈余充足性状况进行评价并划分等级，据此调整寿险公司法人机构总体综合风险等级。
资本和盈余充足性状况等级分为：合格、不合格。当资本和盈余充足性状况等级为合格时，总体综合风险等级维持不变；当资本和盈余充足性状况等级为不合格时，总体综合风险等级上升一级。
第二十七条 监管部门应编制风险评估摘要，反映寿险公司在评估期间内的运营状况、财务状况、潜在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状况等。
风险评估摘要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
（一）经营总体情况及评估期内经营管理发生的重要事项，如：股权变动、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组织架构重组、重大诉讼案件、重要投资决策等；
（二）存在的主要风险及潜在风险水平评级情况；
（三）风险管理的薄弱环节及风险管理能力评级情况；
（四）综合风险评级及其变化方向；
（五）上一年度监管部门发现的问题及其改进情况；
（六）监管意见和建议；
（七）非现场监管人员认为应当提示或讨论的其他问题。
第二十八条 中国保监会应根据市场变化、行业发展等情况对监测指标、评估要素及标准等进行调整。
第四章 分类监管
第二十九条 监管部门应根据寿险公司的总体综合风险等级制定下一年度监管计划，实施分类监管。监管计划应包括下一年度对各寿险公司进行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的频度、力度、范围和重点，以及监管部门拟采取的其他监管措施。
第三十条 对总体综合风险等级为“低”的寿险公司，监管部门无须采取特别的监管措施，实施日常的非现场监管和常规的阶段性现场检查。
第三十一条 对总体综合风险等级为“中”的寿险公司，监管部门应在实施日常监管的同时，进行有限度的监管。可采取以下监管措施：
（一）进行风险提示，指出寿险公司存在的风险点及风险管理的薄弱环节，要求其予以关注、加以改进，并限期提出整改方案；
（二）针对寿险公司存在风险的领域进行现场检查。
第三十二条 对总体综合风险等级为“高”的寿险公司，监管部门应在实施日常监管的同时，进行严格的监管。可采取以下监管措施：
（一）约见寿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二）要求公司提出整改方案，限期改善风险状况、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三）对总体综合风险等级为“高”的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应将其存在的问题通报寿险公司法人机构；
（四）增加现场检查频率，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对寿险公司存在风险的领域重点进行现场检查；
（五）提高非现场监管信息报送的详细程度。
第三十三条 对总体综合风险等级为“很高”的寿险公司，监管部门应在实施日常监管的同时，进行严厉的监管。除采取第三十二条所列措施外，还可采取以下监管措施：
（一）通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二）要求聘请合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提供的非现场监管信息进行鉴证；
（三）根据需要采取其他必要的监管措施。
第三十四条 中国保监会可以部分或全部向社会公布非现场监管结果，以强化公众监督和市场约束，促进寿险公司自律管理机制的形成。
第三十五条 监管部门应编制分类监管摘要。分类监管摘要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当年监管措施的实施情况、实施效果及存在的不足等。
第五章 信息归档与管理
第三十六条 监管部门应建立非现场监管信息档案。非现场监管信息档案包括：寿险公司报送的各类信息、关于寿险公司的社会信息、与寿险公司的函件往来、走访要情、会谈记录、风险监测摘要、风险评估摘要、分类监管摘要、相关请示和领导批示等。
第三十七条 监管部门应建立完善的非现场监管信息档案保管、查询和保密制度。
第三十八条 从事非现场监管的工作人员对非现场监管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未经中国保监会允许，不得擅自对外披露。
本条所称非现场监管信息主要包括：
（一）寿险公司报送的所有数据信息；
（二）寿险公司报送的非数据信息；
（三）监管部门对寿险公司进行非现场监管形成的风险监测摘要、风险评估摘要、分类监管摘要等信息；
（四）寿险公司的经营规划、业务创新等内部信息；
（五）上市寿险公司尚未公告的董事会决议等决策信息；
（六）其他可能对寿险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信息。
第六章 非现场监管工作的监督与管理
第三十九条 中国保监会负责寿险公司法人机构的非现场监管工作。根据工作需要，中国保监会可授权派出机构对辖区内的寿险公司法人机构进行非现场监管。
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负责对辖区内的寿险公司分支机构进行非现场监管及根据授权对辖区内的寿险公司法人机构进行非现场监管。
中国保监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寿险公司分支机构进行非现场监管。
第四十条 各派出机构应按要求向中国保监会报送寿险公司分支机构风险监测摘要、风险评估摘要、分类监管摘要及其他分析报告，中国保监会应及时向各派出机构通报寿险公司法人机构非现场监管的有关信息。
第四十一条 中国保监会应建立非现场监管工作评价制度，对派出机构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进行评价。
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工作的评价内容包括：信息采集的及时性、信息分析的合理性和准确性、监管信息档案的完整性、监管措施的可行性和非现场监管的有效性。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健康保险公司、养老保险公司非现场监管参照本规程执行。
第四十三条 开业未满三年的寿险公司不适用本规程。
第四十四条 本规程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四十五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寿险公司业务风险监测体系
附件1之附表：寿险公司业务风险监测体系之附表
附件2：寿险公司法人机构风险评估体系
附件3：寿险公司分支机构风险评估体系
附件4：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文书格式
附件下载:
http://www.circ.gov.cn/policy/list_detail.asp?Auto_ID=268
法院制度现代化论纲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左卫民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迈开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时刻冲击着原有的司法制度。因而，法院为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也在探索中不断地进行改革，尤其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后，法院制度改革成为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如何改革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讨的问题。本文作者提出“一切改革都应朝向实现法院制度现代化之目标”，深刻阐述了现代型法院的特征及我国法院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背景、改革的基本思路，令人深思，相信对今后法院制度的深层次改革会有所启迪。本报今明两日将在第３版连续刊出，以飨读者。
在当今中国法治实践中，法院制度改革无疑已成焦点所在。在笔者看来，此一改革必须置于法院制度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予以考察与评判，一切改革都应朝向实现法院制度现代化之目标。在此，拟对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上篇：基本理论——
现代型法院的特征架构
如果我们认可对法院制度所作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化分析，并将司法改革看做是前者向后者的不可逆的演进过程，则首先得阐明现代型法院的特征架构。根据法院制度的既有运作实践以及我们的理性分析，法院制度的现代性架构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１．分化
所谓分化，是指“社会中原有的位置相对确定的一个单元或系统……分离成诸个单元或系统，它们对于更大的母系统而言，在结构和机构的意义上都彼此不同”。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被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公认为现代化的基本指标。
在分化的政治网络中，法院的型构样式呈现出以下几大特征：一是工作目标的专一性，即法院是由制度创设者以解决纠纷为直接目的而设立或承认的专门机构，审判成为现代型法院根本甚至惟一的任务；二是对纠纷解决具有独占性，即法院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在国家系统内获得对纠纷进行司法处理的“专利权”，“无法院无审判”已成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司法理念之一；三是机构设置的系统性，即现代法院应当是一个等级分化严密，以司法方式主要是审级关系为纽带互相勾联并进行上对下监督的整体系统，这一系统如同其他国家机构系统一样，构成现代社会常设性甚至永久性的机构；四是人员的分离性，即从事审判工作人员应与从事其他国家、社会职能的人员在组织上相分离，国家机器中有一群专司审判并据以形成职业共同体的技术官僚。
２．独立
法院的独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审判上的独立，即法官在执行审判职务时，除受事实与法律的约束外，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一方面，从审判独立的对象性主体来看，包括各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组织、个人、其他法官与法院在内的一切主体都不得随意干涉法官的审判活动，即法院对外要独立，对内也要独立；另一方面，与上相关，审判独立首先是指行使审判权的法官个人独立，其次也指整个法院机构的独立，是个人独立与整体独立的统一体。
二是审判独立的配套保障。审判上的独立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加以保障，否则法官的依法办案只能是缥缈的空中楼阁。这些配套制度，既包括法院对司法资源占有的充分性和自主性等确保组织独立的内容，也包括法官的高薪制、终身制、不可撤换性等保证法官个体独立的内容。
３．功能的多元化
在功能高度分化多样、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法院功能从大处着眼可划分为两元：直接功能和延伸功能。
直接功能是指法院本身所固有的、决定法院制度产生的根本性和基础性功能，即解决纠纷。现代型法院的此项功能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特点：其一是法院解纷方式的普适性，即法院有权受理和处置广泛发生于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争议，社会中少有法院不能涉及的领域。一般来说，凡具备以下因素之纠纷皆可成为法院受理对象：存在真正相等或对抗之各方当事人；存在起源于法定情形的合法权益；争议真实而具体；争议可由法院以法律知识加以裁判解决。其二是法院解纷的权威性，即对于纠纷的解决，审判具有优势地位和终局性。一方面，法院一旦启动司法程序处理纠纷，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均无权介入，此时司法对纠纷的处理具有排他性；另一方面，除少数例外情况外，法院可依职权审查其他主体（如行政机关、仲裁机关等）对纠纷的处理结果，只有法院对纠纷的裁决才具有终局性的效力。其三是法院处理纠纷类型的多样化。表现之一是法院处理纠纷案件呈现高度技术化、复杂化的态势，刑事案件早已失去往昔的中心地位；表现之二是与现代国家呈现监控活动高度扩展与强化的状况相适应，法院对社会的干预和影响日益深入。
延伸功能是指以直接功能的存在和运作为前提和依托的衍生性功能，具体而言又包括三方面：控制功能、权力制约功能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功能，这些功能的充分发挥昭示和凸显了现代社会中法院尊荣而超卓的地位。控制功能表现为现代社会中法院通过法律的运用解决社会纠纷，达到对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威的维护，其基础在于为各种主体提供和平解决冲突的中介和载体，进而达到治理性整合效果。权力制约功能主要通过司法审查和行政审判两种方式得以实现，前者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和裁断立法和行政机关颁行的法律法规是否违反宪法，后者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此项功能的创设大大提升了法院的社会地位，成为现代型法院与传统型法院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公共政策的制定功能是指法院有权通过审理案件的方式影响和参与国家、社会宏观事务的决策，它既可表现为通过宣布一项法律法令或某一行为无效的消极否定方式来干预公共政策，也可表现为通过对宪法或制定法的解释及创设新判例等积极方式来肯定某项社会政策。
４．裁判依据的一元化
与传统社会中超自然力量、权力意志、宗教性规范、道德伦理、风俗习惯和法律规范共同构成国家或其他公共权威组织处理纠纷准据系统的状况不同，在现代化社会中，依法审判早已成为法律制度现代化的基本表征之一。
法律之所以被确定现代法院制度最根本的裁判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社会对社会控制方法以及权力性质与关系的普遍看法。一方面，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观念是视法律为社会控制之主要方式，以法律规制社会交往与国家管理，倡导并推行“法律社会”。作为其后果，法律当然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学者布莱克在考察法制史后发现，若干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法律均持续增长。他指出，随着从部落到现代生活、从身份到契约、社会从机械性一体化到有机一体化、从亲属社会到城市社会的演化，法律不断增长，法律之外的社会控制屡呈萎缩与减少态势。在此背景之下，法院理当依法审判。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普遍认同不同国家职能相互分工并彼此制约的观念，依法审判如同依法行政、依宪立法一样?是约束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方式。若非如此，必然会出现孟德斯鸠所指出的那种情况：司法权与立法权合而为一，导致法官成为立法者，公民的生命与自由将因权力的专断施行而严重受害。
５．程序的妥当性
法院业务的运作及功能的发挥都须依循一定的程序，相应地，程序的妥当性是现代型法院制度的又一重要特征，其具体表征如下：
一是程序的独立性，即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之外的功能和目的，对程序法的认识不受“从法”、“助法”、“附属法”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