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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放】

2010年9月23日上午11时50分许，被告姚某在参加被告上海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汽销公司”）的试乘试驾活动中，驾驶该公司名下的一辆轿车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原告任某相撞，原告车损人伤。被告姚某的试驾路线由某汽销公司指定，并有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副驾驶位置上于试驾途中进行相应操控提示。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姚某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原告不负事故责任。原告的伤情由上海市东方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为构成八级伤残。涉案车辆在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保险上海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被告姚某、某汽销公司之间签有一份《试乘试驾同意书》，其中约定试驾期间姚某必须服从某汽销公司的一切指示，并按照规定试驾路线行驶，对试驾造成的事故责任由试驾人自行承担。原告要求两被告对超过交强险限额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应先由被告太平保险上海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至于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部分，因被告姚某、某汽销公司共同支配、操控了本案肇事车辆，并获取各自的运行利益，故应由两被告共同承担。某汽销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某汽销公司在预防和减少危险发生方面存在一定过错；《试乘试驾同意书》关于责任承担的格式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且不能对抗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不同观点】

试乘试驾引发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是近年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较为新型且数量呈现上升之势的案件类型，由于法律对此的规定并不明确，亟待有关各方关注、反思及防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汽车销售商对于试驾导致的交通事故是否应当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外的赔偿责任，各方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汽车销售商观点：试驾者与汽车销售商已就试驾造成的事故责任承担进行了相应的约定，而且试驾者为交通事故涉案车辆的实际使用人，汽车销售商仅为车辆的所有人，在事故中并不存在过错，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告某汽销公司的代理律师观点：试驾者作为成年公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在试驾试乘协议上签名确认，即表示其对合同约定的相应内容的认可，且未有证据证明存在胁迫情形，故该协议为试驾者于试驾前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有效，双方责任的认定应按照试驾试乘协议的约定进行。该协议已明确约定试驾过程中造成的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由试驾者负责，故被告某汽销公司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另有观点认为：新实施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采用征求意见稿中关于试驾的规定，故目前试驾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依旧无法可依。虽然车辆的实际使用人是试驾者，但汽车销售商作为专业经营者，理应对消费者的安全承担基本保障义务，且其从试驾活动中享受商业利益，故汽车销售公司与试驾者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较为合理。至于共同责任的性质有待商榷，但总体来说连带责任对事故受害人的保护力度较强，且涉案车辆的交强险首先对外承担赔付责任，在对外关系方面汽车销售商与试驾者可视作一个整体，从这一角度看可考虑课以连带责任。


【法官回应】

试驾中的交通事故责任应由试驾者与汽车销售商共同承担

该案的承办法官认为，试驾中的交通事故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外的赔偿责任由试驾者与汽车销售商共同承担是合适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厘清试驾者与汽车销售商之间的法律关系

明确试驾者与汽车销售商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本案首要解决的问题。试乘试驾活动旨在最终达成汽车销售合同，汽车销售商将车辆交于试驾者驾驶，非系基于汽车销售合同之交付行为，车辆所有权尚未转移。试驾者系试驾车辆的实际操控人，汽车销售商系试驾车辆的所有权人。试乘试驾与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租赁、借用情形有两点区别：

首先，租赁、借用等情形导致权属分离，均发生占有转移。占有是对物有事实上管领、支配之力，排除他人干涉。一方面，认定占有需考虑空间与时间因素：试驾者与试驾车辆在空间上具有密切联系，足以认定其对该车有事实上管领；但汽车销售商对试驾时间、路线往往有一定限制，且试驾时间短暂，试驾者与试驾车辆在时间上显缺继续性。另一方面，汽车销售商通常会指派相关工作人员作为陪驾人，试驾车辆并未脱离其实际占有与控制。故试驾车辆的占有并未由汽车销售商转移至试驾者。其次，租赁、借用等法律关系产生占有转移的目的是为体现物的使用价值。而试驾者更多是借助试驾了解车辆性能，认识其作为待售商品的交换价值。综上，试驾者与汽车销售商之间签订的《试乘试驾同意书》本质上系双方达成的提供/接受试乘试驾服务的无名合同关系，并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


二、试乘试驾协议之效力认定

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汽车销售商为控制风险往往与试驾者签订试驾试乘协议，并约定试驾造成的事故责任由试驾者自行承担。本案中的《试乘试驾同意书》正是某汽销公司拟订的格式合同，其中关于责任承担的条款，显然免除该公司的责任、排除试驾者的主要权利。表面上看，消费者在自由意志主导下签署该协议属于对该条款的默认，似应承认协议条款有效。然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试车消费者因急于了解自己心仪车辆的性能情况，一般并不注意协议中的具体内容；即使注意，为了能享受到试车服务亦无他法。因此，此免责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且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该协议不能对抗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以保护试驾者及第三人之合法权益。


三、汽车销售商之过错及责任承担

首先，审查汽车销售商在试乘试驾活动中有无过错。作为经营者，汽车销售商有义务保证消费者的财产与人身安全。交通事故固然具有偶发性，其无法预测交通事故，也无法控制其他道路参与者的不当行为，但汽车销售商必须尽到基本保障性义务，如审查驾照、合理提示车辆特性及试驾路线、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等。被告某汽销公司并未详细告知试驾者涉案车辆性能及试驾路线，故在预防和减少危险发生、保障试驾者安全方面存在过错。

其次，适当平衡利益与风险。我国侵权责任法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主体的认定基本上采纳了“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两个标准综合判断。如前所述，汽车销售商对试驾车辆仍保有实际支配力与监管力；且提供试乘试驾服务本身就是其市场营销的手段，得以从中获取潜在客户、赢得商业利益，故汽车销售商对于试驾车辆具有运行利益，理应对试驾活动承担相应的风险。否则将应负之责任全额转嫁于消费者，其独享商业利益，有失公平。同时，试驾者直接操控试驾车并从中获取了标的车辆有关性能的直观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是车辆的支配者及运行利益享有者。本案在利益与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判决两被告共同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外的赔偿责任，显然更符合法理及立法旨意。


四、汽车销售商与试驾者共同责任之性质认定

本案汽车销售商与试驾者的共同赔偿责任是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值得进一步研究。

责任的承担主体在二人以上，首先判断是否构成共同侵权。侵权责任法在划分多数人侵权类型方面进行了立法重构，确立以有无意思联络为划分标准。有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系狭义的共同侵权，立法科以其连带责任，其最本质的特征是要求数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意思共同”。本案汽车销售商与试驾者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共谋，排除共同故意。交通事故具有偶然性，正常驾驶时对事故及损失无法预见。本案试驾者具备基本的驾驶技能与水平，且属于正常驾驶，其过失在于未能在驾驶过程中尽到审慎注意义务；汽车销售商的过失主要在于试驾前未详细告知涉案车辆性能及试驾路线等，两者不宜认定为共同过失。因此，两者之间不具备意思联络，不因此构成共同侵权。

其次，判断是否构成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类型。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有三种基本类型：共同危险行为、并发侵权行为（等价因果关系类型）与竞合侵权行为（累积因果关系类型），前两者所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后者承担的是按份责任。与本案情况较为接近的类型系竞合侵权行为，然其构成要件之一为侵权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且均为作为行为。本案汽车销售商在确保基本保障性义务履行方面存在一定过错，性质上属于不作为行为，因此不满足此侵权类型的构成要件。据此，本案亦不属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类型。
试析审计证据与法律证据之异同，促进审计证据与法律证据衔接

张珂璞


由于审计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查处经济案件中存在初始依据、认定目的、证据观等方面的不同，审计证据与司法证据还存在着可比的一般属性及效力等方面的差异，使审计移送处理涉嫌犯罪案件立案率低、判决率低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直接影响了审计战果的扩大和审计职能的发挥。主要原因是审计机关收集的审计证据自身存在着不足。新施行的《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试行）》（审计署6号令），对审计证据的质量控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这对于强化审计证据、提高审计质量和移送处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就审计证据与法律证据的异同加以分析比较，以强化审计证据，促进与法律证据进一步的衔接，提高移送处理案件质量。
一、审计证据的概念、种类、收集方式及质量要求　
《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和新颁发的《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颁发（试行）》，两者对于审计证据的规定基本一致，但后者由于新发布，结合实际情况，对于审计证据作了更为科学、实际的表述。如：审计人员可以（《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为“应当”，但审计实践中一般只能取到复印件）收集能够证明审计事项的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等；不能或者不宜取得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的，也可以采取文字记录、摘录、复印、拍照、转储、下载（新增）等方式取得审计证据。上述审计法规以及规章，基本规定了审计证据的概念、种类、收集方式和质量要求。
（一）审计证据的概念及种类
审计证据是指“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获取的用以说明审计事项真相，形成审计结论基础的证明材料。”它包括书面证据、实物证据、视听或者电子数据资料、口头证据、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其他证据等6种。审计人员收集的审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和合法性。
（二）审计证据的收集方式及质量要求
审计证据由审计人员通过检查、监盘、观察、查询及函证、计算、分析性复核等方法收集。
其具体要求是：（1）审计人员在收集实物证据时，应当注明实物的所有权人、数量、存放地点、存放方式和实物证据提供者等情况。（2）审计人员在收集视听资料或者电子数据资料时，应当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电子数据资料的运行环境、系统以及存放地点、存放方式等情况。必要时，电子数据资料能够转换成书面材料的，可以将其转换成书面材料。（3）审计人员在收集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时，应当注明鉴定或者勘验的事项、向鉴定人或者勘验人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人或者勘验人资格等。（4）审计人员收集的有关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的审计证据，应当由有关单位、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审计人员对证据提供者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审计证据，应当注明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原因和日期。拒绝签名或者盖章不影响事实存在的，该审计证据仍然有效。（5）被审计单位或者有关人员有异议的审计证据，应当进行核实，对确有错误和偏差的，应当重新取证。（6）审计人员应当对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和归纳。按照审计事项分类，按照审计证据与审计事项相关程度排序；对审计证据进行比较判断，决定取舍，剔除与审计事项无关、无效、重复、冗余的证据；对审计证据进行汇总和分析，确定审计事项的审计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审计结论。（7）审计人员经过批准可以对审计证据采取先行登记保存和暂时封存账册资料等取证手段。
二、法律证据的概念、种类、收集方式和质量要求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具体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七种，并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其中：（1）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能作证人；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2）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犯罪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侦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侦查人员可以采取询问、传唤、拘传、搜查、扣押、逮捕等强制或非强制措施措施合法收集证据。对于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上述“证据”进一步做出了具体规定：（1）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或者复制件。（2）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3）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只有经与原件、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真实的，才具有与原件、原物同等的证明力。（4）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证的照片、录像以及对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提供证据的副本、复制件及照片、音像制品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何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5）向有关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署名，并加盖单位印章；向个人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本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
三、法律证据与审计证据的异同
法律证据和审计证据都为证明所查事实真相而存在，都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的特点，都是各自所属社会活动的核心。在种类上除法律特定种类外，大体也相同。而且新发布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试行）》在审计证据质量控制方面，也基本体现了与法律证据接轨的意图。但由于审计和司法两种不同活动的社会属性以及手段的差别，两者除了在主体、效力等方面的差异外，其可比的一般属性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法律证据为定罪量刑服务，证据直指犯罪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且有强有力的强制措施作保障，因而通常以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材料作为证据。即便采用账务证据，也要账务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并收集与之有关的其它证据，以便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而审计证据多为间接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上，除个别情况外，很少有既单一又直接，能全面地证明案件特定事实的账务证据，绝大多数单一账务证据存在证明不全的情况，很难满足证明犯罪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特别是涉嫌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证据难以取到。如审计法等法律并未对被审计单位的人员以及外单位拒绝审计、调查或提供虚假证明等行为做出给予相应惩处的规定，这就使审计证据难以达到充分、直接的要求，而向侦查人员做伪证却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二）取证标准不同。法律证据一般证明标准高、取证手段严密，如法律证据不仅要满足法律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形成一个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锁链，而且基本上都需要原物、原件，即便复印件也要与原件相符且来源合法，证人要有证明资格且与当事人无厉害关系等等。而审计证据多为证明“违法违规事实”存在，尽管在这方面也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但实际中往往达不到，也没有手段达到和形成一个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锁链。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或者审计证据准则自免其职，如准则规定：拒绝签名或者盖章不影响事实存在的，该审计证据仍然有效，但却于法无据；或者即便审计准则提出了要求，实际也做得很不到位。比如，审计证据多为复印件，审计人员往往只是简单复印签章，未注明“审计证据材料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证据材料原件的存放地点，审计人员认为必要时，被审计单位有义务提供证据材料原件的承诺。”以及保存上述原件的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上述复印件空白处加注"本件根据原件复印，原件已收回"字样，并加盖单位公章，使审计证据难以达到法律证据的要求。
（三）取证方法不同。法律证据不适用“重要性原则”，同时一般也不适宜采取抽样审查，而需实施详细验证，以对某一经济行为或事项的“是”与“非”予以明确界定，或对经济交易的具体数量进行核实，不仅要查实违法行为的性质，还要查明违法金额及社会危害程度，做到确凿和精确，而审计则可以通过重要性判断，采取抽样审计等方法取得审计证据。
由此可见，审计证据尚不具有法律证据所要求的直接的、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链，有些还不能被司法机关作为有效证据直接采信。但是，审计证据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和优势，特别在当前挪用、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不减，违规决策造成严重损失浪费、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等重大经济犯罪时有发生的时候，审计证据对审计机关促进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经济犯罪与其它刑事犯罪在客观表象上不同，主要在于经济犯罪大多没有犯罪现场和公开的、可见的犯罪结果。实践证明，利用职务之便等重大经济犯罪，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人是在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或者利用所掌握的经济业务知识和财务知识的前提下进行的犯罪，犯罪行为人大多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处世经验，作案前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作案后又往往找寻各种借口予以掩盖，因而形成了经济犯罪所特有的隐蔽性和诡秘性。但是，不管他们利用什么借口，采取怎样的手段，其犯罪痕迹仍会留存于记录经济活动的会计凭证、账簿以及其它会计资料中。审计机关正具有这样采集以账务证据为主体的审计证据的优势，易于发现揭露经济犯罪的案件线索。
因而，只要审计机关充分发挥优势，有效履行职能，在切实从严控制审计证据质量等方面下大气力，并逐步在审计手段范围内使审计证据与法律证据衔接，使经济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后，直接作为有效证据被司法机关所采信，就能不用进行过多的专业性较强的司法会计侦查，从而提高移送处理涉嫌犯罪案件质量，加快办案节奏，避免浪费资源，加大对经济犯罪的惩处力度，以促进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

参考资料：
《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
《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颁发（试行）》；
《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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